中国龙字地名的转化、发展和保护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4-02-27 阅读：122 次

来源： 江西地名研究 

吴光范 

摘要：中国各地有众多的龙字地名，它们是随着帝王的崇龙而崛起，随着人民群众对吉祥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兴盛，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而繁荣的。这些地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最近30年来，中国乡镇体制改革成绩很大，但一些省区市乡镇龙字地名下降幅度过大。在加速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体制改革的今天，应加强龙字地名的保护和研究。关键词：龙字地名；龙文化；乡镇体制改革；地名文化中国各地有大量的龙字地名。这其中，有的地名记载着1800多年前诸葛亮的故事，如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传说千古传诵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街亭之役发生地龙山镇，是以“陇”谐“龙”得名；有的龙字地名，记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信息，如曲靖市东山乡木龙村，“彝语：‘龙’是城，‘木’是马，全意是南诏驻兵马之城得名”；有的龙字地名，是研究明代军屯制度的“活化石”，如云南省嵩明县白邑乡龙潭营村，“明代军屯户在此建村，村子紧靠黑龙潭，得名龙潭营”；有的龙字地名在旅游发展上具有重要价值，如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黄龙乡信息门户网载：黄龙乡以居黄龙山脚得名，境内平山寺为汨罗江的发源地。山下的黄龙寺为千年古刹，是佛教五宗七派之一的黄龙宗的发源地。据考证，黄龙宗于宋朝时期流传到日本，近些年日本宗教界人士曾多次前来寻根问祖，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龙字地名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近年来龙字地名日渐消失，需要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整理和保护。

一、中国龙字地名的来源

（一）全国龙字地名的主要来源

1.龙字地名传遍全国与汉族形成后由北向南扩展有很大关系。《分子人类学》载：“根据复旦大学的基因研究对照历史迁移记录，汉民族的扩张主因是历史上的由北往南的人口移动，并非所谓的南方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形成了南方汉族。南方汉族的父系近八成来自中原南迁的北方汉族，母系则近六成来自南迁的北方汉族。”汉族形成后由北向南扩展，由于汉语作为历代官方语言的权威性、传统性、普及性，加之随着帝王崇龙文化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龙字地名逐渐传遍全国。其中，这一效应在两广地区和川、渝、贵地区作用尤为突出。根据《全国乡镇地名录》，两广乡镇龙字地名达481个，占全国乡镇龙字地名总数的20.32%；川、渝、贵乡镇龙字地名即达558个，占全国乡镇龙字地名总数的23.57%。
2. 龙字地名传遍全国也与古代羌人向全国的迁移有关。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载：“氐羌部落集团的先进部分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族（汉族的前身）；较后进的部分则在西南形成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因此，在西南地区，凡是氐羌支系民族分布的地方都有较多的龙字地名。根据地名普查，在1985年全国乡镇龙字地名2367个中，云南乡镇龙字地名最多，为463个，占全国乡镇龙字地名总数的19.56%，其中彝族聚居人口较多的楚雄、大理、昆明、昭通、曲靖、红河、文山、临沧8个州市就有356个龙字地名。氐羌民族居于古代中国与印度交往的中印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滇越（越南）交通线、滇粤桂交通线之要冲，在龙字地名的形成和传播上起了较大的作用。其迁徙路径有二：一是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二是沿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向两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龙字地名的分布也与此相合。

（二) 云南龙字地名的来源和发展

作为有着众多龙字地名的省份，云南龙字地名的来源与其他地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发展也较为多样。1.云南称“龙”多为彝语、壮语的音译。如滇东北曲靖市马龙县，来源于彝语“麻笼”的音译，“‘麻’为兵，‘笼’为城，全意为（土司）驻兵的城”。双柏县妥甸镇马龙办事处（今马龙乡），“原驻马龙厂得名”。马龙厂村，“马龙系彝语骂罗可音译，骂罗：矿石，可：里边。义为村居里边有矿（银矿）处。明清曾在此开采过铅银矿，故名”。《麻栗坡县地名志》载：新寨乡马龙村公所（今为村委会）马龙村，壮语，“马（曼）指寨，龙指箐，意为箐边寨”。新平县漠沙镇的马龙河，因“古马龙山”（古马笼山）得名，亦来自彝语，马为兵，笼为城，意为彝族酋长在山上筑城结寨驻兵之城。在云南的9个“马龙”地名中，属彝语的8个，属壮语的1个，均是由少数民族语音译为汉语的。
2.大量称龙、龙潭的地名多已汉化或直接得名于汉语。如马龙旧县镇旧县村委会大龙家山，“因村后山上有一龙潭人们俗称是龙住的地方，因村大故名”。会泽县鲁纳乡座舍村委会双龙潭村，“两条泉水相会的水塘而得名。”九龙河，“原名喜旧溪，据《罗平州志》记载：州北喜旧溪，九洲列布江心，势若游龙，名曰‘九龙河’”。罗平县舍邦歹村委会下青龙歹村，“‘青龙歹’是布依语。原名‘起龙歹’，‘起’：小河；‘龙’：龙潭；‘歹’：较宽。意为河边较宽的村子，后演变为‘青龙歹’”。由彝语“发胯”演变为“石龙”，“起龙”演变为“青龙”，可看出少数民族语地名向汉语龙字地名转化，这是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历来和睦相处、语言交融、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3.转化为混合语和组合式龙字地名。马龙县月望乡沙坡龙村委会大沙坡龙村，据《马龙县地名志》载：“‘沙坡龙’彝语，意为汉族驻兵的土城。村大得名。”马龙县月望乡沙坡龙村委会小沙坡龙村，据《马龙县地名志》载：“含义同大沙坡龙。村小故名。”上述“大沙坡龙”“小沙坡龙”由彝语“沙坡龙”与汉语大、小组成。《呈贡县地名志》载：乌龙浦，“彝语，意为渔浦。”《新华字典》载：浦，“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故“乌龙浦”即彝语“乌龙”（彝语“龙”为水，“乌”为地，意为捕鱼的水边之地）和汉字“浦”合组而成，为混合语龙字地名。云南省宜良县竹山乡龙扎坝村，“‘龙扎’，彝语，‘龙’是城，‘扎’是好，‘龙扎坝’，全意为好城之地”瑏瑡，它是由彝语龙扎（好城）与汉语“坝子”的“坝”组成混合语龙字地名。
4.转化为其他龙字地名。云南省宜良县龙兑乡，以龙兑村得名，“因村前南盘江两岸岩脚下各有一龙潭相对，故名龙兑（对）”。云南省宜良县狗街镇龙古箐，“旧时，因箐内长有龙骨树，得名龙骨箐，后讹为龙古箐”。云南省晋宁县晋城镇龙场村，“早年四旁丘陵上森林茂密，地下泉水较多，清代改村龙泉村，后毁林种田，村名亦字音演变为龙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庆乡，原属西山区。据《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载：因辖区内有一山谷，多处出水，俗称“龙箐”，1952年以“庆”代“箐”置龙庆乡。上述五龙潭演变为乌龙镇、中龙箐变为宗龙箐、龙骨箐变为龙古箐是龙字地名演变之例，其中龙箐改龙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喜庆心情；而龙泉村改为龙场村则是因泉水消失、生态恶化不得不改名，这一地名信息也有助于提醒人们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二、龙字地名的发展规律

（一）随着帝王的崇龙而崛起

张宏儒认为：伏羲时代，出现了龙马背负一图从黄河中出来的祥瑞，因此开始以龙取官职名，号称龙师；帝尧的母亲“因遇到赤龙出现的吉兆，身有所感，怀孕十四个月，然后在丹陵生下帝尧”；“大禹横渡长江，有一条黄龙背着船只行进”。《广雅》：“龙，君也。”传说汉高祖刘邦之母因龙盘于身上而生刘邦，遂被称为真龙天子。汉代以来，凡与帝王有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如“龙颜”“龙体”等，皇帝登基被称为“龙袍加身”，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龙的形象常用于建筑装饰，如皇家宫苑中的九龙壁等。《旧唐书·本纪第二·唐太宗上》载：唐太宗李世民出生之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宣扬李世民非凡人，而是“龙种”。这些都是帝王崇龙的写照。从此龙成了帝王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龙椅、龙印、龙袍、龙颜等一些带龙字的词汇成了帝王专用词汇；帝王居住之地称龙亭，回程之地称为回龙，从而形成了帝王活动的龙字地名。如据《福建南平建阳区回龙乡回龙村资料简介》载：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龙乡回龙村地名的由来是：“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北下江南，途经该村一座寺院，只见古树参天，涧水长流，风景甚是秀丽，当即挥笔赐名为‘自然寺’，至此打道北上回宫故，即取名‘回龙’。”因帝王崇龙，于是史家和人民群众皆以龙为贵，奉龙为尊，接龙为安，迎龙为吉，故四川省简阳市、重庆市南岸区和丰都县、贵州省道真县、湖南怀化市、江苏无锡市南长区都有接龙、迎龙一类地名。

（二）随着人民群众对吉祥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兴盛

龙被赋予五谷丰登、平安吉祥、发财致富等文化意义，由此催生了全国各地以龙命名的大量嘉意地名。龙常与凤并称，“龙凤呈祥”成为人们描绘美好情景的词语。作为吉祥的象征，龙受到人们的崇奉。如广东省从化县街口镇龙福里，“清乾隆年间陈氏由广州市郊竹料、肖氏由本县神岗迁来，建村时取名龙福里，为吉祥之意”。云南省嵩明县嵩阳镇寺脚村委会龙福村，“原叫东川庄。村北有一大龙潭，村民祈求龙神降福本村，改为今名”。嵩明县杨桥乡龙佑村，“原名刘家湾。后因村有龙王庙，祈求龙佑收成好，改今名”。嵩明县杨桥乡龙保村，“清朝时村前建有龙王庙，祈龙保佑风调雨顺而得村名”。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龙兴乡，“因所辖村庄多数沿二龙山而居，人们希望共同兴旺，1962年取名龙兴乡。”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北羊街乡龙凤村，“曾名野猪窝，1953年改为龙凤村，意为龙凤呈祥之意”。人们希望消灾免难，也催生了龙字地名。如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龙肇寺，“建于明天启年（1621—1627）。因过去山洪暴发，常出现灾害，群众认为是龙王降祸，故建龙肇寺，祈求消灾免难”。《西藏自治区地名志》载：“山南地区乃东县德吉鲁（山），“曾名基龙。1989年定今名。藏语含义为幸福龙”。山南地区乃东县扎西鲁日（山），“藏语含义为吉祥龙山”。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既有古代南越文化基因，又受中原文化影响。宋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已初具规模，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日渐明显，成为中国最活跃、最具商品意识、富于创新精神的地区之一。龙飞凤舞、吉祥如意、发财致富等嘉意符合人们的精神需要，推动了这一地区龙字地名的大发展，以致广东省1985年乡镇龙字地名达442个，占同期全国乡镇龙字地名总数2367个的18.67%。

（三）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而繁荣

2014年7月7日，在首都各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东方的象征，是华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龙文化的重要“文化遗传基因”。龙腾虎跃、龙盘虎踞、龙马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成为了中华民族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成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大团结、大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所传递的是各族人民共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巨大正能量、向心力和凝聚力。龙字地名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它寄托着中国人民对治理河山、富民强国的不懈追求，承载着人们对幸福吉祥、开拓未来的美好憧憬，凝聚着中华民族敬重英雄、团结御侮、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因此全国大量出现龙字地名，如福建省福清市龙田镇，据《龙田镇行政图说明》载古称“牛田”，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2）“抗倭名将戚继光曾率兵在此地打了大胜仗，因镇下街有登龙门、龙舟塘，故改名‘龙田’”。《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载：该县流传着《火龙山变青龙山》的故事：“县城西青龙山，原为‘火龙山’，山势蜿蜒向南，形如游龙，加之又是红壤沙土，山上寸草不生，一片赤色，山上曾建‘火神庙’······传说山下有龙潭，潭中有条青龙，水流四时不绝。后来龙王之女火龙依仗父亲的权威，逐去青龙，气温骤变，三年不雨，致使潭涸山枯，人畜无饮。当地一有志青年与青龙共同斗败火龙，一道兴云布雨，解救旱荒，才使此山恢复原貌。”该《地名志》接着写道：“明嘉靖年间，寻甸城常遭火患，有原籍河南人黄肇新到寻甸任知府，议定制伏‘火龙’计划，下令士绅民众等······植树造林。其后，拆迁火神庙，另建青龙寺，易名‘青龙山’······1938年（调驻寻甸的滇军个旧独立营）营长尹国华率全营官兵，不仅在青龙山植树造林，垦植苗圃，还建了一个‘屏山公园’······后来尹部奉命出征鲁南，血战台儿庄，为国捐躯。县城爱国人士常到公园凭吊民族英雄，以寄哀思。”因此，此青龙为民造福的传说，实为明代以来历代百姓坚忍不拔、绿化荒山精神的写照，也是抗日救亡英雄精神的写照。改革开放以来，“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更体现着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成为了凝聚力量的重要情愫和追求祖国强盛的时代强音。有的龙字地名，对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如禄丰县龙骨乡，《禄丰县地名志》载：“传说：（龙骨甸片村）村内水塘有龙骨取名。”《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载：金水河乡龙骨村委会龙骨村，“村脚有个干涸的水塘，在塘中出现一架6米的骨头，人们以为是龙骨，故名”。禄丰县龙骨乡所说龙骨，实为恐龙化石，20世纪90年代初曾于禄丰县城南边的川街乡阿纳村山上发现数条恐龙化石，笔者有幸前至其地，目睹两条恐龙首尾出露，旁有大龟化石，沧桑巨变，堪称绝品，后经各级支持开发，20多年后当地建起了著名的恐龙谷地质公园，成为以恐龙为主题，集餐饮娱乐为一体国家AAAA级景区。

（四）随着民族节庆活动的兴旺而壮大

民间很多节日中有与龙有关的内容，如元宵节舞龙灯、二月二祭青龙、四月八接龙、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民俗有的不仅成了地名，而且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原有黄龙乡（现为黄龙地片名），该县有舞大黄龙祈求吉利之民俗。据河源网络广播电视台2015年10月19日《和平大黄龙：创新让传统民艺活起来》报道：“大黄龙舞是和平县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每逢喜庆节日、庆典，都有舞大黄龙的习俗，人们以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了解，大黄龙自清朝起就流行于和平县。自古以来，龙被看成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神奇之物，渐渐地，舞龙就成为了人们表达良好祝愿、祈求人寿年丰的表演形式”。

三、中国龙字地名面临的问题及保护的紧迫性

（一）龙字地名日渐消失

中国龙字地名内含丰富，藏珍蓄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传统文化中的瑰宝。30年来，乡镇体制改革成绩很大，但一些省区市乡镇龙字地名下降幅度过大，具体表现为：

第一、近30年全国乡镇龙字地名减少了2/3。在1985年全国2367个乡镇龙字地名中，截至2015年底，按各省区市地名网公布的资料，保留的仅有860个，占36.33%；撤销的有1507个，占63.67%。
第二、截至2015年12月，全国乡镇龙字地名保留较多的省区市为：四川省205个、重庆市65个、湖南省57个、贵州省49个、江西省43个、云南省42个、陕西省40个、广东省39个、广西壮族自治区38个、河北省30个。这10个省区市龙字地名保留数共608个，占全国乡镇龙字地名保留总数860个的70.70%。
第三、截至2015年12月，各省区市原有乡镇龙字地名减少50%以上者依次为：广东省减少91.18%，云南省减少90.93%，海南省减少88.75%，湖北省减少81.48%，西藏自治区减少74.4%，浙江省减少74.19%，贵州省减少59.84%，安徽省减少59.37%，江苏省减少54.84%，山东省减少53.33%，重庆市减少52.90%。
第四、同样处在改革开放、乡镇体制改革、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下，对乡镇龙字地名的保护情况差别很大。原有龙字地名数量较多的省区市减少率较高，如广东省、云南省减少率达90%以上，说明在历次撤区建乡、撤小乡并大乡、撤乡建镇的工作中，有多个地名可供选择时，原有龙字地名数量较多的地方，宁愿选用其他地名而不愿保留龙字地名，反映了对龙字地名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原有龙字地名数量少的省区市保存率较高，如北京市乡镇5个龙字地名，保留的4个，占80%；青海省乡镇4个龙字地名，全保留至今，占10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原有1个龙字地名，没有取消，占100%。北京市、青海省、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市，原有乡镇街道龙字地名较少，保存率相对较高，反映了对保护龙字地名的意识较强。

（二）加强对龙字地名保护的措施

地名语言，是古往今来各民族语言的结晶，其作为文化载体的记录、承载、诠释和破译功能，十分重要。鉴于承载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祖国龙字地名，面临日益消亡的紧迫现实，有必要大声疾呼，引起重视，要像保护民族文化命脉那样，尽快扭转龙字地名不断消失的趋势：一是要坚持实是求是。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出路很多，重在发展，贵在创新，鉴于人口众多的国情，撤乡并镇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在山区辽阔的省区，乡镇过大，区域半径过长，不便管理，且将增加群众看病、办事、就学的困难。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和谐发展，造福人民。
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近30来年乡镇龙字地名迅速消减，乡镇村庄规模不断更迭，名称不断变化，不仅使千百年来形成的地名历史文脉中断，而且导致人们通讯、找家、找人的困难，不利于人民生产生活、通讯往来和城乡历史文脉的延续。要推进绿色、智慧、生态、宜居、美丽城乡建设，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乡村建制宜保持相对稳定，对重要龙字地名，古镇名镇、古村名村、特色村寨及其名称，要倍加爱护，不宜轻易撤销、弃掷。
三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对已撤销的重要乡、镇、村龙字地名，特别是对那些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质的龙字地名，要从延续国家文化命脉、维护人民福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瑰宝和城乡科学发展的高度，认真研究补救措施：如能恢复的应按有关更名规定加以恢复；如原地实在难以恢复的，应在相关地域和建制中加以移植；恢复和移植皆无可能的，应由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搜集资料，编辑已消失的重要龙字地名志书和乡土教材，永续利用。
四是要坚持以法治国。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依法管理地名的职责，要重视和加强龙字地名等重要历史地名的保护，列入地名保护名录，制定保护计划，开展保护活动，划定保护红线。确需撤乡并村的，龙字地名等重要历史地名要尽量保留。如果乡镇一级龙字地名确有保留困难，应保留在村委会名、村名、地片名中，不宜一撤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和千百年来形成的地名文化，要让人民群众能记住乡名、村名，留下千百年来祖辈相传的龙的故事，留下中华民族龙的传人地名非物质文化宝贵遗产，留下人们对居住地莽莽大山、滔滔大河、青青草塘、依依杨柳等往事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