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地名源流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4-01-22 阅读：207 次

来源：今日头条

彭雪开

摘要：襄阳境域，夏属“荆州”之域，商属邓、庐、鄾方国之地。西周因之。春秋初为楚下邑，春秋中期楚于原邓国邑置邓县。首为荆楚文化发源地。作为古国都城及政区地名，历有邓、庐、襄阳等称名。境内地名历史文化深厚，皆可考释。

关键词：荆楚；邓城；襄阳；相县；樊城；雍州；地名源流

襄阳境域，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先后发现5处屈家岭至龙山文化遗址。［1］夏属“荆州”之域，商属邓、庐、鄾方国之地。西周因之。春秋初，邓、庐、鄾方国先后灭于楚，为楚下邑。作为古国都城及政区地名，历有邓、庐、襄阳、雍州、襄州、襄樊称名，而襄阳称名达2600多年，世所罕见。

襄阳境域为楚文化发源地。

荆楚地名，首载于《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2］这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商朝就征伐过荆楚。其时，荆楚当指生活在汉水之南山区的“蛮族”（荆蛮）。族居在荆条丛生的荆蛮族，以此为族名、地名。《说文，艸部》：“荆，楚。木也。”“荆”与“楚”实指荆条灌木。西周昭王时期青铜器《鼒簋》铭文：“鼒从王伐荆，孚，用作簋。”这是指汉水之南与周土紧邻的荆蛮族。此“荆楚”实为荆蛮，与后世称楚为“荆楚”有别。

荆蛮(《诗经》谓之“荆楚”)，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已有荆蛮部族。《越绝书·吴内传》亦有“汤献牛荆之伯也。”荆蛮在商周时受其统治，但叛服无常，尤以荆山之荆蛮更甚。武丁时征荆蛮。这在《诗经·商领·殷武》中有载，而两汉后武丁伐荆楚为楚国的说法，是误传。清华简《楚居》亦明载，商代无芈姓楚国，甚至芈姓部族亦无楚人之称。王光镐先生认为：商代无楚。［3］甚确。《史记·楚世家》称熊丽“抵今曰楚人”。

其时，荆蛮族是否立方国，无考。但有部落联盟及首领及族国，应可信。否则何以称“居国南乡”，可“伐”可“孚”(同俘)？夏桀二十一年（前1616年），商师遂征荆，荆降。这表明其时荆蛮已在汉水之南荆山一带，建立邦国，谓之“荆”。此荆国也非后世之楚国。

周文王（约前1152-前1056年）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其孙熊丽率族从今河南淅川（亦说在今丹江水库内原汉江与丹江交汇口，据考其时己筑城族居），南渡汉水族居雎山（今湖北南漳县城西南35公里楚寨群遗址一带）《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当指此山脉。

鬻熊死后，其子熊丽率族众征讨雎山（荆山）诸荆蛮族。其时，鬻熊曾孙熊绎事周文王。在周成王元年（前1042年）时，因楚“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为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4］为子爵，地方五十里；即今南漳县西南山区，后迁至南漳县城一带，史称“熊绎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追记先祖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当指此事。

楚熊渠（？-前877年）时，乘中原动乱之际，先后攻伐庸（今湖北竹山县）、杨越（杨粤，今湖北中部）、达到鄂地。之后封长子熊毋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挚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疪为越章王，镇守长江中游三个要塞。之后迫于周室及诸侯压力，熊渠又取消王的封号。自此楚国始强，与周室分庭抗礼，自封为楚武王，大概久染荆蛮族之俗，荆蛮族臣服于楚，故楚亦自号“荆蛮”；史称为“荆楚”。当与周初“荆楚”地名，不可同语。

楚文王（前689-前675年），将楚都城从汉水流域之丹阳，迁都于郢。《史记·楚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载：“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后汉书·地理志》“江陵”条注：“故楚郢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都郢约411年。

春秋初楚筑鄢郢为国都(今湖北宜城市南7.5公里郑集镇皇城村，史称“楚皇城”，亦称楚王城)。一般认为原为鄢都，后为鄢郢。石泉先生认为，古鄢都、汉宜城在今宜城县北20里的小河镇东南。楚于此筑城为国都，称鄢郢，历10君，约186年。［5］楚文王元年(前689年)迁都今荆州市纪南城(张正明认为：楚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市)后，以此都为楚副都。《左传·定公六年》（前）载：楚昭王十二年（前504年），因避吴国攻伐，遂从都郢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市东南有楚王城遗址)，史称鄀郢，历13年。公元前491年，又复迁郢都(江陵纪南城）。鄢郢与鄀郢相距不远，史籍常以鄢、鄀并称。

由此可见，襄阳境域为楚文化发源地。

春秋初期末，楚灭邓国置县，今襄阳境域属之。

其一，古文献有载。据相关文献载，西周中期，襄阳境内有卢戎国（古庐国，在今襄阳城西泥嘴一带），有罗国（在今襄阳城西南的尹集到南漳武安镇一带），有邓国（在今襄阳市襄城区团山镇邓城村）。前二者仅有文献所载，而邓国有文献及文物所证（今有邓城遗址）。《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据《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邓（登）为神农、黄帝之后裔。夏、商时皆有封国。周灭商后，邓国为隗姓之邓。约在周昭王时（？-前977年），自邓林迁国邑于今襄阳市樊城区，与楚、巴为邻。因其时楚、邓联姻，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借道于邓伐申。邓侯允许舅国楚军过境。《左传·庄公六年》（前678年）载：“楚复伐邓，灭之。”《秦封泥集》二·三·39有“邓丞之印”，《秩律》简457，亦有同载。［6］学界一般认为，秦初沿袭楚制。由此可证，楚灭邓国后于此置军政邑，约在楚吳起变法（前386-前381年）时，极可能置为楚县。这有待于新发现的古文献及出土文物去证实。

其二，出土文物有证。襄阳境内遗有大量楚文化遗址；其中最著称的有西周邓城遗址，距今约有2900余年。该遗址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700米，墙体均宽20余米，残高2-5米，每面城墙正中有一缺口，疑为城门。从地面采集物及墙体剖面分析，应为汉以后增筑或重筑。同时，在邓城遗址外围发现45座东周时期墓葬，出土了吴王夫差剑、徐王义楚之元子剑，以及楚子敦等铭文器物。近年来又在邓城遗址东南1500米处的余岗村和黄家村，出土了陶簋、罐、豆等西周邓国珍贵文物。［5］12共和国《襄阳县志·文物胜迹》中，亦有载。

另外，在邓城遗址周边发现20余座楚文化遗址、墓地，并按等级布局。“楚国在春秋战国时实行封君制与郡县制并存建置。”“襄阳陈坡、枣阳九连墩、谷城尖角墓等大型楚墓（群）的发现，应是这个史实的反映。”［7］由此可证，楚灭邓国可能置为封君，并置军政邑后置县。

其三，湖北近现代学者，从不同视角均有考述。一是从考古发现视角，考证襄阳古城的历史及变迁。首有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襄阳区文物管理处专家（2006年）、次有柯美成（2003年）、三有陈新剑（2011年）、四有李觉辉（2012年）、五有王志刚（2013年）、六有张硕（2015年）、七有刘钊（2016年）、八有胡刚、曾令斌、王新华等（2017年），九有林俊毅（2019年）等。二是从考古资料及古文献二维视角，对襄阳境内历史文化，尤其是对邓国、卢戎国、鄾国的建置沿革，楚国文化的发源、建置沿革、城邑兴衰、迁徙等，作了系统性探讨。首有王先福（2007年），次有周伟恩、陈海艳、朱运海（2019年），三有谢晓来（2022年），四有苗霖（2023年）等。文史专家确证，襄阳地区（含襄阳古城），在历史上由居民点，到军事据点（堡垒），到县郡级治所，到大州首府，再到一般行政区划首府的发展过程。［8］

历代国史、地方志皆载：西汉初置襄阳县，具体时间无考。这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秦灭楚置襄阳县，治襄阳古城，属南郡。

其一，襄阳城西王家巷发现战国晚至秦代16座古墓，西汉时期33座，东汉时期14座，不详9座。通过对墓主身份及文化因素分析，可得出一类为邓城原居民，另一类为秦驻扎邓城士兵。该墓群含有楚、秦、汉文化因素，反映出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秦文化对楚文化的吸收与发展，而西汉早期汉文化则在对楚、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逐渐形成自身的墓葬文化习俗。［9］2002年在襄阳市谷城县庙滩，发现春秋早期“邓子孙白”墓。［10］战国中期前，据考古资料显示，邓国已通过北津戍渡口驻军要塞，伸入今襄阳市襄城区约20公里。由此推断，春秋战国中期前，邓国已跨过汉水在北津渡口建立城邑。楚灭邓国及城邑，可能指此。

其二，典籍有载。《史记·秦本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郡治江陵。楚国都郢（纪南城）被毁。《史记·楚世家》载：秦与楚战，“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都被迫迁到陈郢（今河南省淮阳古城内）。《汉书·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置县十八，其中有江陵、襄阳等县。秦初一般认为沿袭楚制。战国中末之交，楚吴起变法（前386-前381年）时，楚可能以楚江津戌邑置襄阳县邑。秦灭楚毁其县邑，于今襄阳古城一带，又置秦襄阳县邑。这与今襄阳古城及周边考古文化，是一致的。

襄阳，何以得名？

襄阳，古县名。襄，字出稣甫人匜，字形繁杂，为会意字，本义为解衣耕地；亦引申为冲上。《尚书·皋陶谟》：“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孔传：“襄，上也。”《水经注·河水》：“河流激荡，涛涌波襄。”皆为此义。

阳，向日为阳，亦云“山南水北”为阳。字出甲骨文，字形如朝阳初出在丛林树梢之状。《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阳，日也。”王逸注《楚辞·九歌·大司命》：“阳，明也。”贾公彦疏：“向日为阳。”又疏引《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西汉时，形成“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但亦有不少例外。

襄阳得名，历有三说。

其一是“襄山”说。此说主张“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11］此说源自南朝《荆州图副》：“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然而，现有学者考证，今襄阳古城背面是汉水，并无山脉，更无所谓“襄山”。后人为圆其说，将“襄山”释为“荆山”。今考荆山山脉，远在襄阳古城南偏西100多公里外南漳县内。显然，此说理据不足，何以圆其说。

其二是“襄水”说。源出《水经注·沔水》：“（檀溪）水傍城北注，……西去城（襄阳城）里余，北流注于沔（汉水）。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12］

然而，以后学者考证“襄水”，其实是一条小河，今谓之南渠，均宽十几米(20世纪50年代)。2023年深秋我在襄阳考察时，据乡贤云：小河尚可行船。这南渠当为人工疏浚。襄阳古城之北为汉水，为何不以地处汉水之南得名，而以一条小河渠为名？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可见《水经注》所引应劭“襄水”说，不足为凭。清末民初杨守敬曾说，“应劭凡遇县有阳字皆云某山某水之阳，其实多无此山水。”这一评议，多有其据。

其三是“襄陵”说。源出《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注云：“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万盛大若漫天。”现有襄阳学者考订《尚书·尧典》中“荡荡怀山襄陵”，完全符合襄阳古城一带的水文地理状况。襄阳、樊城自古紧毗汉水，每逢洪水大发季节，浩荡洪水是这一地区古代聚落的最大威胁。至近现代也如此。如民国19年（1930年），汉水暴涨冲垮襄阳、樊城的城墙。这种状况恰符合“怀山襄陵”之状，后世文献谓之襄阳之“襄”。现有学者认为，依《尚书》“怀山襄陵”为理据，所谓“襄水”之“襄”，应释为“汉水溢”。而襄阳之“阳”，并非如“山南水北谓之阳”理解；襄阳是汉初（实为战国末）设县新地的一种泛称，“取其嘉名”之美。［13］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为襄阳得名说的探讨，至少提供了可探讨的路径，且有较为充分的地理、水文、文献依据。

我们进而认为，襄阳以地势向阳为名。襄阳和樊城古城及四周，位于南阳盆地中，地势低平，古代多河滩平川地貌。汉水发大洪时，极易淹没低洼平川平岗，故曰“襄”。洪水消退之后，因临近汉水一带地势平坦无山系遮蔽，土壤因洪水消退而肥沃，且最先得到日光普照，万物又恢复生机，谓之“向日为阳”。这就是襄阳得名的实证理据。这仅是一家之言。当然，襄阳得名的史源，还有待于学者尤其是湖北当代学者们的艰辛探索。

西汉初，沿袭秦制置襄阳县。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称相县。相，字出甲骨文，本义为省视、察看。古文中“相”“襄”不通，但音同义不同。相，当为襄阳中“襄”之音转。这与王莽治政乱改郡县政区地名，密切相关。其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家行政管理能力，造成社会乱象丛生。在有关论文及相关文章中，我引述华林甫教授《中国地名学源流》著作中此方面的观点。我亦有所考述。［14］不赘言。

东汉光武元年（25年），又复称襄阳。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州治从今湖北江陵迁于襄阳城(有学者考证：荆州首治今湖南常德市汉寿，次治湖北古江陵，三治今湖北襄阳)。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析南郡北部置襄阳郡，治襄阳县。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大将关羽大败曹操猛将于禁七军于樊城。之后，曹操派大将曹仁据守樊城。西魏置县，治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北周废。原襄阳郡仍存之，为刘表所居。东晋太元十四年（389年），侨置雍州于襄阳，为移借地名。

樊城之“樊”，源出金文氏樊君鼎，国名姬姓为樊君。据考“樊”地名始于殷商。《诗经·大雅·烝民》中有歌颂仲山甫的美德和辅佐周宣王的政绩的诗歌。《国语·周语上》有“仲山父谏料民”之载。《史记·周本记》有周宣王即位，“仲山甫谏曰”的记载。仲山父即仲山甫。《襄阳府志》亦有这方面的记载。周宣王元年（前827年），仲山甫举荐入王室，任卿士，位居百官之首（相当于后世宰相），后封在樊为樊姓始祖，世称“樊仲山甫”“樊仲山”“樊穆仲”。由此推知，樊城建邑，约在周宣王（前827-前781年）时期。其后裔有樊姬，为楚庄王(？-前591年)王后，全心辅佐楚庄王。楚史载“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古代樊城属豫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秦属南阳郡。西汉属安养县。东汉因之。后属南阳郡襄阳县。西魏时（535-556年），置樊城县。北周时（557-580年）撤入安养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汉县，贞观二十一年（805年），改称邓城县。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废。邓城后为襄阳县辖镇。

雍州，何以得名？

雍，字出武威简，字形较繁，本义为鸟名，即鹡鸰。后亦指古县、古州名。夏禹置九州，雍州为其一。地域在今山西、陕西、青海、甘肃一带，汉武帝时改为凉州。《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历为《禹贡》“九州”之一。《汉书·地理志》：“汉兴，因秦制度，……至武帝，……改雍曰凉。”

据考雍州称名，源自今陕西凤翔区境内的雍山雍水，凤翔也因名雍城。雍山，在秦国旧都雍城西15公里(30里)处。山有小河源自雍山，因名雍水。《水经注·卷十八·渭水》:“渭水又东迳雍县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古籍载“雍山有五泉，即雍水之源。”据《凤翔区》官网称：商代今凤翔境地为太史周任之封国，称为周国。西周属召公姬奭采邑，称雍邑。周平王东迁后，赐秦襄公以西周故地。秦德公定都雍城，前后历19位国君，长达294年。州，为郡级地名。隋唐之后指高于县一级政区地名。侨置雍州于襄阳，实土后有政区土地、人口等建制。

雍州侨置与东晋局势，密切相关。

西晋末“八王之乱”时，北胡南入，中原大乱，司、雍、秦、梁诸州流民，多避祸南迁；而襄阳地处汉水中上游，为南北交界地，境内富庶，交通四方，成为南迁流民首选地。“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隋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15］按《太平御览卷六十八·州郡一四》“襄州”条引梁朝鲍至《南雍州记》：永嘉之乱后，关中“三辅豪族”，始迁襄阳以避胡乱。可见雍州地名，实为关中“雍州”移借地名。

西魏改雍州为襄州。隋唐时或为襄阳郡或为襄州，均治襄阳县。北宋初因之。宣和元年（1119年），升为襄阳府，治原址，属西京路。元属襄阳路，隶河南行省。明复襄阳府，属湖广行省。清因之。民国3年（1914年）为襄阳道，民国16年（1927年）直属省。均历治原址。

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折襄阳县城区与樊城，置襄樊地级市。后政区调整，境域微调，归属随政区调整而随属。1983年撤襄阳地区所属各县、市入襄樊市。2001年襄阳县改为区并入。［16］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辖襄城、樊城、襄州3区，枣阳、宜城、老河口3市，南漳、谷城、保康3县。市治襄城区檀溪路。

境内山丘、盆地交错。气候湿润。河流众多，均入汉水。主产小麦、稻、棉花等。有特产黑木耳、茶叶、油桐、蚕茧、龙须草。交通便捷，为全国主要交通枢纽之一。工业有汽车工业为主体的机械工业，有化工、建材、纺织工业。矿产有磷、重晶石、黏土、石灰石、红金石等。名胜古迹，有广德寺、隆中诸葛亮故居、承恩寺、水镜庄，以及楚寨群、楚皇城遗址。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湖北省襄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阳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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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光镐.商代无楚［J］.江汉论坛，1984：（1）.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89.

［5］石雄斌，李萍.襄阳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关于襄阳荆楚文化问题的研究［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6］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84.

［7］张硕.考古视角下的襄阳文脉［J］.湖北社会科学，2015：（7）.

［8］王先福.从考古发现看襄阳古城的历史变迁［J］.襄樊学院学报，2007：（9）.

［9］林俊毅.襄阳西王家港秦汉墓地的初步研究［D］.厦门大学历史系，2020-06-03.

［10］陈千万.谷城庙滩发现邓国铜器及邓国疆域问题［J］.湖北省楚文化研究会（宜城），2002-09.

［11］王谟.汉唐地理书钞［M］.北京：中华书局，1961：341.

［1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1：663.

［13］祝昊天，杨钰婷.襄阳地名由来考［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

［14］彭雪开.茶陵地名源流考［J］.中国地名，2012：（7）.

［15］（梁）沈约撰.宋书卷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9：748-749.

［16］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3295.

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校对：罗洋、粟娟

责编：文学容、宁红媛

审核：刘年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