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源流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3-12-04 阅读：69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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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开

摘要：武汉境域，作为区域、方国地名，历有所属。西周初，为楚熊渠（前886-前877年）儿子封邑之地。春秋中期末，始为楚封君之地。春秋末战国时，属楚夏州（夏）地。秦属南郡。战国中末之交，楚置沙羡邑，后为县。西汉初为江夏郡沙羡县地。其境内历有夏州(夏)、江夏、武昌等称名，地名历史文化深厚，皆可考释！

关键词：夏州(夏)；江夏；武昌；郢州；鄂州；汉阳；汉口；武汉； 地名源流

武汉境域，夏代属《禹贡》“九州”（非政区）之域，商代属殷商南方方国之地。远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先后发现文化遗址100多处，表明这儿就有人类生息居住。上古炎、黄、蚩传说时代，有部落族国、邦国古城邑；其中武昌东湖放鹰台遗址距今5900-5100年。夏商时代，市郊黄陂区张西湾古城遗址，距今4300年；盘龙城遗址距今3500年，是商代方国宫城。［1］这确证商代势力，已掌控江汉流域古越部落城邑。

作为区域和政区地名，历有夏、鄂渚、夏口、郢城以及夏州、江夏、武昌、郢州、鄂州、汉阳、汉口、武汉之称。今择主要政区地名，作初步考释！

夏州，亦称夏，路(郡县)名。夏，字出秦公簋，字形繁复，会意古族名。《通志·氏略》：“夏氏，亦曰夏后氏，姒姓，颛帝之后也。”夏后氏部落联盟建立邦国，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有禹王城遗址。后夏都迁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有瓦店遗址。［2］《左传·昭公四年》《史记·货殖列传》皆有相关记载。《书·尧典》：“蛮夷猾夏。”孔传：“夏，华夏。”《说文·攵部》：“夏，中国人也。”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夏时夷、狄始入中国，因谓中国人为夏人，沿旧称也。”以上证明：大禹立夏朝，始有“夏人”之称。西周时代，因有夏人族居中原腹地为邦国，即有“华夏”“中国”之称，并非后世之中国。

州，字出甲骨文，字形如河川中有沙洲之状。古文通洲。《诗· 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即释为此义。后引申为广大地域名，如《禹贡》“荆州”之类。历代多有兴废。汉武帝时置“十三州”，为朝廷巡察机构，置刺史，无治所，巡视州境内官员政绩及过错、违法乱纪之事。东汉末始成为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州内政治、军事、民政、税赋，刺史皆可决断。历魏晋、南北朝不改。隋唐之交，罢郡存州，随后又复郡。唐复郡为州，全国实行中央、州、县三级制。宋改州为路，元为路或府。明清为府，不属府者谓之省属直隶州。唐代之后，州、路、府，实指高于县级的行政单位。

夏州称名，当与楚灭陈国迁陈夏人于夏州有关。

夏州地名，始载于《左传·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庄公因陈国夏氏乱政，灭之为县。当年，楚“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孔疏：“讨夏氏，乡取一人以归楚而成一州，故谓之夏州。”［3］后有《战国策·楚策四》《史记·苏秦列传》及《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水经·江水注》及《夏水注》《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等，皆载“夏州”“夏首”“夏口”等地名。此“夏州”当为夏水流域地名，借此安置陈夏人。

《左传》历来注家蜂起，多将夏州之“州”，注引为夏口城上数里江中之“洲”。我们认为这是误解。《史记·苏秦列传》裴骃（集解）引车胤《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东有夏州”。《三国志》所载“夏口”，为汉代沙羡县之夏口，与夏口城之上数里江上之“夏洲”有别。显然，桓温把夏州当作江中沙洲看待了。这非孔疏“夏州”之原意。《左传》中“夏州”，当指地域地名。

夏州，为楚路（郡、县）名。

其一，夏州地域，约当古夏水流域，即古汉水下游入长江段流域。春秋战国时，古汉水下游河道多次泛滥改道，始有古夏水之称。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始强，向北向东拓疆开土，灭陈国为县时，取各乡一人（乡贤、壮士）史称“陈夏人”归楚，安置在古夏水流域，谓之夏州。其时，古夏水亦转名为“夏水”。战国时《孟子·离娄》《楚辞·渔夫》载有“夏水”。在此前古夏水称为沧浪水。春秋末战国时期，陈夏人在夏水流域，开垦荒地沼泽，发展农业，人口渐多，商业渐繁，聚落成邑者有“夏首”“夏浦”“夏口”等地名。

其二，夏首，当为楚陈夏人聚落邑。春秋中期末段，楚灭陈时，将有贵族身份的陈夏人，集中安置在楚国江陵郢都附近，设夏首乡邑，便于控制并役使陈夏人为楚国王宫贵族服役。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资市镇发现青山遗址，距今2500年前，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此遗址距荆州故城纪南城约39公里。考古、文史专家认定，此遗址为楚王避暑行宫。［4］这些行宫建筑风格独特，突破了我国古代以中轴线对称的传统模式。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楚人与陈夏人共同建造的。后楚国陈夏人多聚居附近，为楚王避暑行宫服役。这在时间节点上，与楚灭陈又复陈时间段，基本吻合。当然，楚陈夏人是否如此，还有待于出土文物及先秦古文献去证实。

其三，战国初楚置夏州路（郡县），史籍简称为“夏”或“夏州”。包山楚简159号简，载有“夏路史舟(舟有辶)、史为”。见于楚简的还有“羕路”（简41）“郯路”（简81、82）“邾路”（简94）“白路”（简150）等。［5］路有“路公”“路尹”等，而不少路名与简文中所见的县名相同。

关于“路公”“路尹”，当今学者先有李零（1998年），次有刘信芳（2003年），再有王准（2013年），均认为“夏路”是楚“路”之一，“夏”与“羕”“白”一样，应是楚之地名；而“史”可理解为职名或氏称。楚国在春秋时，县之长官称之为“公”（封爵），又称为“尹”（官职），行政军事权力很大。［6］战国时“包山简夏，地名。《左传·宣公十一年》谓之夏州。在今湖北汉口。”［7］

其四，战国中期时，夏州当为郡级政区地名。《战国策·楚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邭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8］过去学术界多认为，这是策士对楚威王（？-前329年）的说辞，不足信。然而，《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2003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中，有“洞庭郡”“苍梧郡”的记载。秦初沿袭楚制。而《战国策·楚策一》中，将“夏州”与“黔中”“巫郡”“洞庭”“苍梧”并列，可证“夏州”为郡级地名。这就是包山楚简中所称“夏路”，即夏州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楚置夏州，亦称为夏，在春秋中期末段，当为夏水流域地域地名。战国中期可能置为郡级政区地名，楚简称之为“夏路”，设官治理，便有“夏路”公、“夏路”尹之称；治今武汉市汉阳区。不过，春秋时“夏路”即夏州路，当为边郡，其实力可能还不如县级建制。

楚为何置夏州路？

近现代学者杨伯峻在总结清人观点时云：“刘文淇《疏证》：‘楚盖俘陈之民，乡各一人，于楚地别立夏州，以旌武功也。’江永《考实》云：‘夏州盖在北岸江、汉合流之间，其后汉水遂有夏名。’据《清一统志》，夏州盖在今湖北武汉市之汉阳北。”［9］这是指夏州治所而言。 此说甚确。

武汉市境域，商代为商朝南方方国之地。夏桀二十一年（前1616年），商师遂征荆，荆降。这表明其时荆楚(荆蛮)，已在汉水之南荆山一带，建立邦国，谓之“荆”。此荆国并非后世之楚国。西周汉江以北，属周“汉阳诸姬”之域；汉江之南及长江段，属荆楚（荆蛮)势力范围。周初武王因荆蛮伐商纣有功，封其为邾国（今武汉市新洲）。西周初，为楚熊渠（前886-前877年）儿子封邑之地。楚武王（前740-前690年）时，灭邾国为县（亦称邾邑）。西周中期为郧国之地（原治在今湖北十堰市，后迁今安陆，春秋末被楚灭之为县）。春秋初今武昌区属楚、鄂方国地。春秋中期属楚封邑之地。今武汉市汉阳、汉口为楚势力所控。

春秋末战国时期，属楚夏州（夏）路之地。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年），封夏侯于境内为夏侯国。战国末武汉市境为鄂渚之地。秦灭楚置南郡，治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市城区）。今武汉市境属秦南郡邾县（今新洲区），今鄂州市属秦南郡鄂县。秦末（前205年），衡山王吴芮都邾县。

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置江夏郡，治沙羡县（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其时沙羡县辖有今武昌、汉阳、蔡甸西南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置沌阳县（今汉阳区首置县），建安初废。东汉建安初，江夏郡治移至汉阳却月城(今汉阳区却月城)。东汉末刘表部将黄祖驻守其城。公元208年孙权杀黄祖，屠其城。

沙羡，楚邑，古县。何以为名？

沙，细碎的石粒。在《休盘》等金文中，沙字就像一条曲行河流旁有一片细碎石。《诗·大雅·凫鹥》：“凫鹥在沙，公尸来燕来宜。”《墨子·备梯》：“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说文·水部》：“沙，水散石也。”段玉裁注：“石散碎谓之沙。”皆可释为此义。

羡，字出王孝渊碑。本义为爱慕。《诗·大雅·皇矣》中有载。《荀子·强国篇》：“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沙羡，指战国楚邑名、西汉古县名。《汉书·地理志上》：“(江夏郡)县十四；……沙羡。”颜师古注引晋灼曰：“羡，音夷。”有学者认为：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楚宣王熊良夫（前369年—前340年），在此地设置沙羡（音yi ）县，治涂口（治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

我们认为：战国中末之交，楚置沙羡县，可能性较大。不过，武汉地方志载：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置沙羡县，属江夏郡， 郡治西陵县(今武汉新洲区西)。沙羡县，为今武汉市历史上首置县，设置于何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国初时，魏国据江之北置江夏郡，初治石阳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后迁上昶城（今湖北云梦县西南）。吴据江之南也置江夏郡，初治沙羡（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后迁治鲁山城（今武汉市汉阳区）。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至鄂都，置武昌郡。黄武元年（222年），江夏郡移治武昌县（以原江夏郡鄂县改置，今湖北鄂州市）；次年，又移治夏口城（吴黄武二年筑，今武汉市武昌区）。黄龙元年（229年），待武昌郡局势稍定，孙权还吴都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同年，孙权筑金口（涂口）堡，为沙羡县治。孙奂因功封沙羡侯。后孙奂降魏，吳撤沙羡县。［10］

武昌何以为名？

武昌，以“以武而昌”或以“以武治国而昌”得名。［11］武，字出甲骨文，字形上部为戈状，下部不明。示意征伐、示威。《书·大禹谟》：“乃武乃文。”孔传：“武，定祸乱。”《孙子·行军》：“故令人以文，齐之以武。”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皆可释为此义。

昌，字出昌鼎，字形不明，为会意字，释义10余种，其本义为美好、壮盛。《书·洪范》：“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诗·郑风·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史记·礼书》：“江河以流，万物以昌。”皆释为此类义。

武昌建置郡、县，当与孙权治政密切相关。

据《三国志·吴主传第二》及《江表传》载：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养侠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史载从建安四年（199年）起，四征刘表大将黄祖，终杀黄祖“遂屠其城”，以报杀父杀将之仇。实乃为东吴长远计，夺取江夏郡战略要地。东汉二十六年（220年），即三国吴黄初二年（221年），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12］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辖境约当今湖北长江以南，嘉鱼、通山等县以东和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地。东晋属江州；又复置沙羡县，治夏口城，属荆州。东晋咸和年间（327-334年），侨置汝南郡于沙羡县。太元元年（378年），省郡治并沙阳县置汝南县，治涂口。太元三年（378年），沙羡县划入汝南县，属江夏郡。东晋时夏口城三度为荆州治。南北朝（420-589年），汝南县仍治涂口，属原郡。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州治涂口（亦说治夏口城），称郢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

郢州，州名。郢，字出《鄂君舟节》，为古都邑名。春秋战国时，称为纪南城为郢都。《史记·楚世家》：“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汉书·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战国中晚期，楚先后迁都于鄀、鄢、寿春、巨（距）阳。其时，郢州辖域较大。

郢州设置，与楚迁郢都密切相关。

楚昭王十年（前506年），迫于秦国军事压力，楚国国都陆续向向东偏北迁徙。每次迁都后，皆以“郢”称名，如陈郢、鄢郢之类。可见郢州之“郢”，与楚郢都（纪南城）有很深历史文化渊源。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毁郢都纪南城后，渐成大中型墓葬及平民坟荒之地。约在此时，楚国一支贵族在向东迁徙过程中，可能族居汉沙羡县今武昌区一带。《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荆州》载：“武昌郡六姓。吳、伍、程、史、龙、郢。”这是当时武昌郡内六大姓氏，坐势当地。郢氏，迁居此地后，以古“都邑为姓氏”，当有可能。

由上所述，南朝宋置郢州，治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当以郢都亦以当地大姓郢氏称名。郢州辖境约当今湖北省钟祥以下汉水流域，监利、阳新之间长江流域和湖南沅江流域以北地区。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由涂口迁郢城（夏口城初称）为州治。隋至清末，今武汉市境，政区频调，归属随更，江夏县名延续不废。［10］31

鄂州，州名。鄂，字出甲骨文，字形繁杂，构形如河流中有沼泽、平地状，用作地名。原地域近黄河，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史记·晋世家》注引《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即指此地。西周末南迁。《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前885-前878年）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13］文中“鄂”即指今湖北鄂州市一带。楚王熊渠死后，其次子红封鄂王于此。今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鄂王城遗址。战国末中期，此地被楚王封鄂君于此。今有《鄂君启节》文物为证。战国未晚期称此地为“鄂渚”。《楚辞·九章·涉江》：舟“乘鄂渚而反顾兮”，即指此。

由此可知，今湖北境内的鄂、鄂王城、及鄂邑、鄂渚、鄂县、鄂州，皆与春秋初楚王熊渠封次子红为鄂王，有历史文化渊源。隋初改郢州为鄂州，亦当以此视之。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置汉津县，大业二年（606年）改称汉阳县，治鲁山城（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曾为江夏郡治和鲁山县治）。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沔州，治汉阳，建中二年（781年）废，后又复置。五代后周、北宋为汉阳军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复为汉阳军。元改鄂州为武昌路，升汉阳军为汉阳府。湖广行省治武昌。明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民国元年（1912年）撤府为汉阳县。

汉阳，何以得名？

汉，字出《书·禹贡》：汉下游河道又称其为“沧浪之水”。《鄂君启节》亦有载，皆释为水名，即今汉水。源出今陕西省宁强县，为长江最大支流。《孟子·滕文公上》：“決汝汉，排淮泗，而注之于江。”《荀子·议兵》：“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说文·水部》：“汉，漾也，东为沧浪水。”朱骏声《通训定声》中有详细源流及河段称名考述。

阳，向日为阳，亦云“山南水北”为阳。字出甲骨文，字形如朝阳初出至丛林树梢之状。《周礼·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阳，日也。”王逸注《楚辞·九歌·大司命》：“阳，明也。”贾公彦疏：“向日为阳。”又疏引《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西汉时，即逐渐形成“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但亦有不少例外。

汉阳，以古城处汉水之北得名。《元和郡县志》：“汉水，一名沔水，西自汉川县界流入，汉阳县因此水为名。”这有地理及史源依据。不可忽视！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3］254周昭王（？-前977年）周穆王（？-前922年）时期，周朝在汉水以北建立一批同姓诸侯小国，防止楚国向北拓展，称为“汉阳诸姬”。春秋时周室衰弱，诸侯争霸。“汉阳诸姬”如申、邓、随(曾)等姬姓十几个小国被楚国呑并。今湖北武汉、鄂州市一带，遂成楚国封邑之地。

明成化初（1465-1470年）前，汉阳古城在汉水入江之北岸，故称名汉阳，而今汉阳古城却在汉水入江之南岸。何以至此？

据《明史》及地方志所载：明成化初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终在排沙口(今琴断口)与郭师口间(今郭茨口)，决开10里水道直入长江。汉水古道后渐次淤塞，仅剩琴断小河、永济港与长江相通。史称“汉水改道”。

我们认为，汉水改道决非一次而形成。《太平寰宇记》云：汉阳“在汉水之南，居嶂山之阳为名。”依此载，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古汉阳城，已在汉水之南嶂山之北了。这是“汉水改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有学者考证：在秦汉之际，汉水下游持续向南迁移，最终导致古河道在今龟山之北。至《水经·江水注》：“鲁山左即沔水唉。”鲁山，即今龟山；意为汉水在龟山以北注入长江。唐宋继之。元至明初，汉水主河道“完全从龟山之南入长江”。《通鉴》注：“汉水与江合于鲁山西南。”［14］

武汉当今一些学者认为：造成“汉水改道，不改城名”的现象。一是因其主流从龟山北入江，但在汉阳古城南仍有经夹河的汉水入江，造成汉阳古城仍在汉水之北之象；二是汉水上游在今陕西早有汉阴县，不可重名；三是汉水改道后，汉阳地名已存860余年，古汉阳地名沿用至今。［15］人们习以为常，接受“汉阳”地名如故。

汉口，古地名，亦为市（区）名。古称夏口、沔口、鲁口。汉水入长江之口，谓之汉口。隋开皇九年（589年）伐陈，杨峻督诸军驻此为军邑。唐代刘长卿《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有“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诗句。这表明隋唐时期，汉口已成城镇，当为军政驻地，游人往来，商业渐兴。今之汉口原属汉阳地。汉水主流改道后，仍属之。明末已相当繁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置夏口厅，汉口始与汉阳分治。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已成中国境内四大名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之一的汉口镇。鸦片战争后，渐成英、俄、法、德、日列强在汉口的租界。

民国元年（1912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废汉阳府存汉阳县，改夏口厅为夏口县。三镇鼎立后，以武昌为湖北省会。民国15年（1926年），民国政府从广州迁至汉口市。民国16年（1927年）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为武汉市。民国18年，武汉市分治，汉口改置汉口市。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三镇撤为武汉市，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16］之后，武汉市名不改，政区频调，境域时分时合，归属随政区调整而随属。1992年汉阳县改称蔡甸区，1995年武昌县改称江夏区。2022年辖有武昌、汉阳、江夏、江汉、江岸、硚口、青山、洪山、东西湖、汉南、蔡甸、黄陂、新洲13个区。市治江岸区。

境内丘陵平原交错，主体为江汉平原。气候湿润。河湖水网密布。农业主产稻、麦、棉花、油菜籽等；盛产鲜鱼、莲藕。矿藏有煤、磷、黄铁矿、石灰石、莹石等。工业门类齐全，为中国主要综合性工业基地；其中冶金、机械、纺织等及高科技企业，知名全国。交通便捷，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四通八达，历有“九省通衢”之誉。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名校。科研单位众多。名胜古迹主要有：武汉盘龙城遗址、龟山、蛇山、黄鹤楼、东湖、归元禅寺、古琴台等。纪念地主要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议”会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二七”工人罢工纪念馆、辛亥首义陵园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市志（简明读本）［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24-25.

［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365.

［3］（春秋）左丘明著，陈戍国撰.春秋左传校注（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6：389-390.

［4］楚天都市报.两千多年前古人消暑有智慧，江陵青山遗址上有座楚王避暑行宫［N］.楚天都市报：2022-07-28.

［5］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57.

［6］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0.

［7］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315.

［8］左丘明/刘向.国语·战国策［M］.岳麓书社，1988：121.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715.

［10］武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武昌县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32.

［11］曾贤熙.历史地理典籍：《水经注》研读会［C］.彰化师范大学白沙大楼，民国九十八年一月九日.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825-829.

［1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89.

［14］胡峰博.汉水入江口河段的改道及其影响探析教学设计［J］.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4：（4下）.

［15］武汉市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汉水改道，不改城名［M］//.汉阳典故传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321.

［16］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964.

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校对：罗洋、粟娟

责编：文学容、宁红媛

审核：刘年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