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高：郑和与南京牛首山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3-07-13 阅读：53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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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高
航海日，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郑和与南京牛首山
王志高
核心观点：宣德元年（1426年），郑和到牛首山游览兜率崖、辟支佛洞，仅是发愿捐建佛窟寺，并未在兜率崖大造佛寺。宣德四年郑和为佛窟寺捐印《大藏尊经》，是之前发愿奉施的系列活动之一。郑和在牛首山的诸多佛事活动，不仅仅是他崇教的需要，更大的可能则是为身后计。郑和的坟寺可以确认就是佛窟寺统领的敕赐小刹广缘寺，约在今牛首山西南麓之大世凹。广缘寺的开山住持僧无为是无涯永禅师的徒孙，也是宗谦及郑和的徒子辈。宣德八年，奉诏到南京公干的御用监太监王瑾，除前往太仓“封西洋宝船”外，还可能与处理郑和的葬事相关。
今日牛首山夜景
金陵南郊的牛首山“泉石清奇，草木伟秀”，又是佛教“牛头禅”的发祥地，遂有“金陵镇山”之称，并成为南京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之一。明人称“金陵多佳山，其可游者称牛首山为最”，或称“金陵诸名胜甲江南，而世传牛首山为最”，甚至有谓“不陟牛首，不为宦建业”者。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与牛首山颇多渊源。郑和的葬地及坟寺就在今弘觉寺西南二里的大世凹一带，郑和还曾游览牛首山兜率崖、辟支佛洞，且捐建、施经佛窟寺。关于郑和的葬地，笔者已有专文讨论 。本文再就其他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以推动南京“海丝”遗迹的深入研究及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
一、郑和捐建佛窟寺
众所周知，明初永宣年间，郑和在南京的活动颇多，但明确涉及牛首山者，目前所知仅有两条，皆与佛窟寺相关。佛窟寺是南都名刹，始建于南朝，原在牛首山西峰，宋代改名崇教寺，明初仍名佛窟寺，正统年间敕赐弘觉禅寺。经过多次重修扩建，弘觉寺规模大增，成为明代金陵八大寺之一。鼎盛时期的弘觉寺殿宇壮丽，雄踞牛首山东、西两峰之巅，其“丹宫碧宇，列嵌岩际”，可“凭绝巘以规形，俯长江而挺胜”。
与郑和及佛窟寺相关的一条记载见于明罗懋登《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末附录之《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其略云：
碧峰山麓之巅，庵曰“非幻”，乃前僧录之阐教翁无涯永禅师，昔主斯山，构室所寓，自是以名。且天地万物，佛与众生，亦皆幻也。由是观之，则何一物而非幻也耶？其徒孙广缘住持谥无为者，曰：“不然，庵名‘非幻’，盖祖立意，知生是非，知身是幻，依如幻境，发如幻智，作如幻佛事，住如幻三昧。以幻修幻，幻亦不立，故名‘非幻’。此合于理也。予今请文为记，且论于事，奚不可哉？
切思师祖出三衢之授记，道学益精，地理益明。永乐丁亥间，太宗文皇帝诏至称旨，究性学，穷阴阳风水，遂更衣以擢用。时有太监郑和等，忝礼亲炙，求决心要，企仰至矣。后事讫，复本职，主兹山，复主灵谷寺而迁化之。是庵所由作也。有师牧庵谦公继之。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其大意是：金陵城南碧峰寺山巅的非幻庵，是僧录司右阐教无涯永禅师创构。永乐丁亥年（永乐五年，1407年），太监郑和等对禅师“企仰”备至，并“忝礼亲炙，求决心要”。其后，僧宗谦继无涯永禅师住持碧峰寺。至宣德改元（1426年），僧宗谦改为住持牛首山佛窟寺，故郑和“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金陵梵刹志》中的弘觉寺图
文中的无涯永禅师，或称非幻禅师，俗姓吴氏，信安浮石乡人，曾任僧录司右阐教，先后住持南京碧峰寺、灵谷寺，永乐十八年（1420年）闰正月二十八日示寂。《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如上记载显示，郑和为非幻禅师的“亲炙”弟子。而据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的《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及有关学者研究，僧宗谦亦是非幻禅师的弟子，故与郑和实有同门之谊，且与郑和及其子孙往来密切 。因之乃有宣德元年郑和亲至牛首山佛窟寺的“深契往谒”宗谦之礼。
关于此次牛首山之行，林梅村先生认为“郑和颇受感动，于是捐资在兜率崖大造佛寺”，“建寺立像似在宣德元年”，而“所谓‘兜率宫’当即郑和当年捐资兴建的佛寺”，甚至怀疑今“牛首山脚下伊斯兰式陵墓恐非郑和本意，他为自己安排的最后归宿，当在由他本人捐资建造的牛首山兜率崖附近佛窟” 。这一观点为不少研究者赞同附和，进而根据近年兜率殿遗址发现的“工部官瓦右”款残瓦的线索，认为“郑和在营建兜率殿（宫）时，可能专程去工部官窑定制了黑瓦，或者可能直接使用了国家其它工程项目的物资” 。
但实际上，2014年新发现的“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已证实郑和的最后归宿地不在林梅村先生推测的“牛首山兜率崖附近”，而在弘觉寺西南二里的广缘寺后。林梅村先生所说的兜率宫，位于牛首山东峰之阳最为险峻的舍身崖（或称兜率崖）上，是牛首山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亦称兜率殿、兜率院，在元代则称兜率庵。危素《游牛头山记》载，元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著名学者危素曾与僧明普等同游牛首山佛窟寺兜率庵 ，可以为证。前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仅记郑和“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并未语及崖上的兜率殿。此兜率殿不可能是郑和“捐资兴建”，明初兜率殿的兴建者当另有其人。多年前牛首山舍身崖兜率殿遗址出土的一通残碑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据其铭文，住持僧续宽主持的古佛窟寺重修工程前后“十有余年”，其殿宇“次第落成”，内有“凌空构阁，供大士其中”观音阁，又有兜率殿三楹。此碑虽残损，具体年代不详，但据后文考述，该住持僧续宽即“兼住”承恩寺的弘觉寺住持僧福宽，其工程当在正统至景泰初年，与郑和无涉。
综合史籍记载可知，明初佛窟寺上规模的修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永乐十年（1412年）至十八年，佛窟寺住持楚冈宝师募修大殿五楹 。第二次为住持僧宗谦主持，其工程始于宣德七年（1432年）首夏，落成于宣德十年孟春。这两次重建，道遐撰《牛首山佛窟寺兴造记略》详记云：
圣朝尊崇像教，兹山一旦而有生气，缁锡来归，遂成丛席。永乐间，住山因宝（王按：当即“楚冈宝师”）稍事缮修，遽以年耄，筑室投闲。住持宗谦复募赀金，拓故址，而广其缔构。始于宣德七年之首夏，落成于十年乙卯之孟春。其毗卢之阁、大雄之殿，则尤极宏丽。莲趺猊座，像以妥灵。彩槛飞檐，高出云表。前耸三门，翼之两庑，丈室、禅房，次第俱备。
第三次便是上文所述的正统至景泰初年住持僧续宽对观音阁、兜率殿等建筑的重建。其间并未涉及宣德元年。再看《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原文：
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很显然，宣德元年郑和只是到牛首山佛窟寺游览“兜率崖、辟支佛洞”，并心有感动。此后接语的“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并不一定就是宣德元年。事实上，宣德元年的郑和曾遭明宣宗严厉斥责，境况不佳，不具备捐资“大造佛寺”的条件。《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条即载：
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官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郑）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陈请。”
在这种情形之下，郑和怎么可能敢“捐资在兜率崖大造佛寺”，所谓“直接使用了国家其它工程项目的物资”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恰恰相反，郑和很可能正是因为受到宣宗的责难，才跑到牛首山来散心求解，并有了“遗嘱”之言。所以，宣德元年郑和只是发愿捐建佛窟寺，“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都是其后的事。
关于郑和与佛窟寺相关的另外一条记载见于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残卷附录的题记。此题记为邓之诚先生1947年发现并抄录，其文如下：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奉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佑，次冀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却之愆，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
我们有理由相信，宣德四年郑和为牛首山佛窟禅寺捐印《大藏尊经》，就是上述宣德元年郑和发愿奉施佛窟寺的系列活动之一，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仅记郑和“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此乃文简语略也。由于佛窟寺重建项目的全面正式启动迟至宣德七年夏，故郑和宣德元年后的“伐木鸠材”及宣德四年的施印佛经，都是属于此次大规模重建工程的前期筹备之列。与所周知，郑和宣德五年受命再下西洋，八年卒于古里，他没有亲预佛窟寺的这次重建工程。佛窟寺重建工程的落成，更多有赖住持僧宗谦、宣宗宠信的御用监太监王瑾、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等人之功劳。后文有所分析，此不赘。
需要更正的还有，明代礼部侍郎吕柟有《游牛首山记》一文，其文载，他曾与同僚游览牛首山，先行路过城中承恩寺小憩，并与寺中老僧白云交谈。白云自称他“先所住梅花水，是时无水。住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悬流有群鸟来翔。自为郑太监所邀至此，向时水闻，今亦减少” 。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此内容与牛首山相关，文中的“郑太监”就是郑和，进而推测“吕柟已将郑和比喻成神来尊敬” 。但实际上，此“郑太监”并无线索证明与郑和相关，而“梅花水”是金陵名胜之一，在城北幕府山崇化寺，其“山岩下一小池，方尺，泉自下起，蹙沸出水面，若散花。复暗流细涧，出山下。山多梅，因名梅花水” ，更与牛首山无涉。
二、郑和的坟寺广缘寺
有明一代，因宦官信因果，故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洪保、罗智、杨云、余俊、潘真、杨忠、郑强等明代宦官墓莫不如此，其墓旁皆创梵刹，专以守护茔冢。葬于牛首山西麓的郑和墓也不应例外，但郑和的坟寺一直以来我们并不清楚，直到2014年一通清光绪十年（1884年）“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的偶然发现。碑铭云：“（郑和）敕葬于牛首山西偏，赐袭锦衣尉（王按：应为“锦衣卫”之误）千户，赐祀田若干亩，建广缘寺以祀之。礼也。”由此可知，郑和的坟寺原来是牛首山麓的广缘寺。
新出土的清光绪十年“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拓本
广缘寺为明初敕赐小刹。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二载：“广缘寺，小刹，敕赐，国初建，郭外南城建业乡东。”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广缘寺属弘觉寺统领，在郭外建业乡，“东去所领弘觉寺二里，北去聚宝门三十五里”。有“山门三楹，佛殿五楹，僧院一房。基址一亩六分，东至弘觉寺山，南至□□□，西至樊家民山，北至大石凹。公产田、地、山、塘，共五十五亩六分”。其卷五十三《各寺公产条例·报恩寺所统》详记：“广缘寺田三十亩一分，地八亩五分，山十亩，塘七亩。”总计亦是五十五亩六分。明人盛时泰《牛首山志》在介绍牛首山“灵草嘉树”时又云：“广缘寺有山茶，不在寺封内。”《皇明寺观志》亦记“广缘寺在府南十五里（王按：此应为“三十五里”之误）”。至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广缘寺仍存。《康熙江宁县志》卷五云：“广缘寺在郭外南城建业乡，东去（王按：原文如此，应为“北去”）聚宝门三十五里。”《乾隆江宁县新志》卷十一：“广缘寺在城南三十五里，明敕赐。”此后的《嘉庆江宁府志》及《同治上江两县志》均不见广缘寺，大约其时已逐渐毁废。
关于广缘寺的始创年代，相关史料仅称是明初敕赐，具体情况不明。前文已据史料考述，宣德元年，僧宗谦住持佛窟寺之际，郑和亲自前往牛首山拜谒，并游览兜率崖、辟支佛洞，受感悟发愿捐建佛窟寺殿宇、佛像。随后又于宣德四年向佛窟寺施印《大藏尊经》一藏。郑和在牛首山的这些佛事活动，当然不仅仅是崇教的需要，更大的可能则是为身后事的功利计。前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就在郑和游览佛窟寺后，他曾对宗谦说：
“吾因经西洋番邦诸国，其往返叨安，感戴皇上、佛天之呵护，出己缗，命工铸金铜像一十二躯，雕妆罗汉一十八位，并古铜炉、瓶及钟、磬、药师灯、供具等，今安于宅。尚虑后之乏人崇侍，逮吾西洋回还，俱送小碧峰退居供奉，以为永远香火，旦夕焚修。及有暧床，送尔安寝。不至纤毫有失，及擅移他处。”所以言者，有深旨哉！盖其遗嘱。
大约此时郑和对自己的健康已有不详预测，故有“遗嘱”之言。而广缘寺是佛窟寺统领的小寺，则郑和对佛窟寺的捐建、施经，可能都与他对自己坟寺的筹备营建有关。由于宣德五年郑和已受命出使西洋，至八年（1433年）卒于古里国，显然广缘寺的创构当在宣德元年至五年之间。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明初下西洋使团的另一位领导成员都知监太监洪保。据洪保寿藏铭，他曾“捐舍宝钞五百千贯，修造祖堂寺轮藏一座”，而祖堂寺正是统领他的坟寺宁海寺的上寺。
除了以上记载外，史籍中有关广缘寺的线索甚少，所幸《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保存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开篇在分析碧峰山非幻庵名立意时有载：
碧峰山麓之巅，庵曰“非幻”，乃前僧录之阐教翁无涯永禅师，昔主斯山，构室所寓，自是以名。且天地万物，佛与众生，亦皆幻也。由是观之，则何一物而非幻也耶？其徒孙广缘住持谥无为者，曰：“不然，庵名‘非幻’，盖祖立意，知生是非，知身是幻，依如幻境，发如幻智，作如幻佛事，住如幻三昧。以幻修幻，幻亦不立，故名‘非幻’。”此合于理也。予今请文为记，且论于事，奚不可哉？
此中“徒孙广缘住持谥无为”一语，意指广缘寺的住持僧无为是非幻庵的创建者无涯永禅师的徒孙。前文已述，无涯永禅师即非幻禅师，郑和及牛首山佛窟寺住持僧宗谦都是他的弟子，则广缘寺的住持僧无为是宗谦及郑和的徒子辈，这大概就是僧无为受命住持广缘寺的原因。僧无为是我们目前可以查知的郑和坟寺广缘寺的唯一僧人，也是其开山住持。从引文中“谥”字判断，天顺元年（1457年）八月《非幻庵香火圣像记》撰文时，他已经圆寂。
据载，明代南都“寺田多出钦赐”，《金陵梵刹志》所记广缘寺公产田、地、山、塘总计五十五亩六分，推测也是“钦赐”。“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即云“赐（郑和）祀田若干亩，建广缘寺以祀之”，恐非虚言。此五十五亩六分广缘寺寺产无疑是万历年间《金陵梵刹志》编纂时的情况，考虑到明代中后期金陵不少佛寺田产屡遭侵夺盗卖的记载，宣德初年广缘寺始建时的寺产当不止此数。即使就《金陵梵刹志》记载的万历年间诸寺产而言，同属弘觉寺统领的9座小寺中，慈相寺、三山寺、通善寺、外承恩寺的田地山塘的总面积都已超过广缘寺。这与郑和的身份地位似乎不相吻合，广缘寺的公产曾遭侵夺盗卖应该可以肯定。
牛首山郑和史迹的考古调查
广缘寺在弘觉寺西南两里，这是由诸志书记载得出的认识。由于晚清以来广缘寺已毁废不存，其具体位置已颇难详考。所幸罗香林先生1935年5月5日的一篇牛首山游记则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其文云：
十二时半，返玉梅花庵打尖，旋雇乡人往狮子山，访郑和墓。盖据庵僧所述，曩年曾见狮子山西南麓有旧碑一方，相传其地为郑和墓遗址。而《同治上江两县志·山考》“牛首山”条亦谓：“太监郑和墓，永乐中，令下西洋。宣德初，覆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狮子山在牛首山西南，相去三里，俗称为乌石村，今为清人李某墓地。墓下相距十余丈处，有禁碑一，盖江宁县知事据李墓子孙李庆元等呈请护墓，而为布告禁止侵害者也。顾玉梅花庵僧侣及邻近乡人，则谓相传其地实为郑三保墓地。下午二时，余至李墓，踏看四周，见墓道砌以明代黄琉璃瓦，而残余未及砌道者，犹垒垒堆至山隈。其为该地旧物无疑，盖非原日旧物，必不致以砌路，或竟以散积山隈也。吾疑李氏清代祖墓，其墓址必为明人墓地。考琉璃瓦为明清二代宫殿建筑与王侯勋臣祠庙，及寺宇建筑专有物，普通民庶及官吏不得越制采用。据此，则庵僧及乡人所言郑三保墓地一说，不无因也。狮子山西麓有另一旧墓，规制甚小，然墓前有光绪十二年江宁知府护墓布告碑，其墓题“明鸿胪寺卿崇祀乡贤顾公起凤墓”，今土人称之曰顾家坟。顾氏与史迹似无甚关系，余一人外，同行师友未往考访也。
罗香林在牛首山分脉狮子山西南麓乌石村调查发现的黄琉璃瓦，当然不可能是郑和墓旧物，笔者已详考其地附近实乃郑和坟寺广缘寺，约在今牛首山西南麓之大世凹一带。希望在南京市及江宁区相关文物主管部门的支持与推动下，可以尽快开展郑和坟寺广缘寺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三、王瑾与佛窟寺及郑和的关系
关于宣德年间佛窟寺重建工程的主持者，前文已析乃其时住持僧宗谦。然明人盛时泰《牛首山志》上卷又云：“今寺（指弘觉寺，即佛窟寺）乃阮常侍重造，寺中碑文可核。”阮常侍者，即南京内官监内使（或称奉御）阮昔也。该志上卷收录的一份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二十四日阮昔题名的《拨还弘觉寺田山帖文》即载：
臣系已故太监王瑾名下。宣德八年，本官到于南京公干，为见本寺（指佛窟寺）荒废，自备木料砖瓦，倩工起盖佛殿、山门、廊庑及宝塔一座完备。
以往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主持此次佛窟寺重建及宝塔建筑工程的是阮昔。但阮昔仅是一名身份较低的南京内官监奉御，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在这段引文后还有以下记载：
正统年间，敕赐弘觉禅寺，一向命僧朝夕焚修，祝延圣寿。及南京城中，本官原有旧宅一所，景泰二年十一月内钦蒙敕赐改为承恩禅寺，命弘觉寺住僧福宽兼住掌管。臣思得二处寺院，俱是一处常住供给，僧众数多，别无分毫田土，如蒙准题，伏望圣恩怜悯，乞敕该部（指户部）明白豁照旧拨赐本寺，永远供给僧众，实为便宜。
可知帖文中的“本官”是指御用监太监王瑾，其意是本衙之主官，不是官员自称，帖文中的“臣”才是阮昔自称，因为阮昔曾是王瑾的麾下，故尊称王瑾是“本官”。然则宣德八年到南京公干并鼎力捐建佛窟寺的实际上是王瑾，不是王瑾“名下”的阮昔。不仅如此，景泰三年所立的承恩寺《颁赐<大藏经典>碑》之碑阴，亦载有王瑾的“善事总目”，其中就有“刺血书《华严经》及造牛首山宝塔、饭僧喜舍等事” 等语，更可确认捐造佛窟寺寺塔者是御用监太监王瑾，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可能仅是一名“监造官”。
据前引道遐《牛首山佛窟寺兴造记略》已知，僧宗谦主持的佛窟寺重建工程始于宣德七年夏，竣工于宣德十年春。而王瑾对佛窟寺的以上捐造活动正在其间的宣德八年，可知属于同一事件无疑。换言之，此次佛窟寺的重建，主事者是宗谦，王瑾则是工程的大施主之一。
王瑾，字润德，本名陈芜，原系安南国宗室，永乐初年被掠阉入宫。为人循谨，先后获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信任赏识。特别是明宣宗对他宠遇有加，擢为御用监太监，凡事无巨细，悉以委之，“赏赐不可胜纪”，并赐姓名，赐南京三山街旧内旁居房一所。正统十三年（1448年），王瑾曾受命参加平定福建邓茂七、魏赤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景泰初年，病亡。景泰二年（1451年），位于南京城中的王瑾故宅，为其生前同僚“知友”司礼监太监陈祥、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等奏请舍为寺院，获赐额承恩禅寺。承恩寺改建工程始于景泰二年，落成于景泰七年。
承恩寺改建前的故主王瑾，还是宣德年间牛首山佛窟寺的主要捐建者之一，这是以前我们了解不多的史实。不仅如此，根据《金陵梵刹志》《牛首山志》《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等文献记载，奉敕住持承恩寺的开山始祖僧福宽，字太虚，一字松石道人。他是南京僧录司右觉义，又是牛首山弘觉寺的住持，故其身份是“兼住”承恩寺。僧福宽后归老于弘觉寺，且“塔全身于牛首之吴山”。除僧福宽外，明清两代承恩寺的其他僧人墓地也多在牛首山。清雍正五年所立的《承恩寺勒石公禁永远不许开茔碑》即载：“本寺有敕赐公山一座，坐落牛首山大石凹地方，已历二百余年，自开山祖塔左右两旁，各房后裔于无碍风水之处各营私地，之后畛域画定，永无异说。”此承恩寺“开山祖塔”即属僧福宽，则所谓“塔全身于牛首之吴山”无疑就在大石凹一带。景泰七年（1456年）立《敕赐承恩禅寺碑》碑阴亦载，承恩寺有田地、山场在牛首山弘觉寺，当即包括此大石凹“敕赐公山一座” 。郑和的坟寺广缘寺及安葬承恩寺僧人的塔林都在弘觉寺西南的大石凹一带，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我们前文提及，近年牛首山舍身崖出土的残碑铭文记载有弘觉寺“住持僧续宽”，他曾主持兜率殿、观音阁的建造。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兼住”承恩寺的弘觉寺住持僧福宽与此“续宽”的关系问题。两人都是明初牛首山弘觉寺的住持，法名又仅有一字之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就是同一人。该碑虽有残缺，但“住持僧续宽”等若干字样清晰可辨，而关于僧福宽的记载又见于《牛首山志》《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等多种文献，都不像是刊刻传写之误。这该如何解释？原来僧福宽是西域人，其法名有音译、意译之别，除福宽外，他又名绰吉札失（一作室），当是音译，如此则“续宽”应是他的另一意译之名。福宽与续宽就是同一僧，此可定矣！又，该残碑云，兜率等殿宇的建设“鸠聚十有余年，次第落成”。僧宗谦主持的佛窟寺重建工程历时四年，结束于宣德十年。从此时起算，到正统末年、景泰初年，正约十余年，可见兜率殿等之建设与住持僧宗谦无关，更不可能是郑和兴建。僧福宽（续宽）有南京僧录司右觉义的僧官背景，他所主持重建的兜率殿遗址发现有“工部官瓦右”款的残瓦就不值得奇怪了。
更为重要的线索是，宣德八年（1433年）曾到南京公干的王瑾确实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四即载：“尝记童稚时，（陈）芜过太仓，封西洋宝船，势张甚，此志所不具闻。芜性慈仁，而其下人则不可犯，此盖中官通病云。”按：叶盛，字与中，正统十年进士，历任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左佥都御史、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他于成化十年卒，年五十五，谥文庄，则生于永乐十八年。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归国的宣德八年，他年14岁，正是已经记事的“童稚”之年。《明史·叶盛传》说他是昆山县人，而明初太仓系昆山属地，称太仓卫，直到弘治十年才由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地析置太仓州。如所周知，明初的太仓卫刘家港不仅是下西洋使团的开船出海口，也是归国宝船及入贡海舟的封识地。其制度当始于洪武初年，《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条即载：“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水东日记》的这则记载所透漏的信息是，宣德八年，御用监太监王瑾（即陈芜）受命到太仓“封西洋宝船”，其盛况为年幼的昆山县太仓卫人叶盛目睹，并留下深刻的记忆。然则前言宣德八年王瑾到南京公干的要务之一，当即前往太仓“封西洋宝船”。在南京公干期间，王瑾还对牛首山佛窟寺开展了大规模捐施，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崇佛的需要。由于在这一次下西洋途中，郑和意外卒于古里国，而佛窟寺又与郑和坟寺广缘寺存在统领的关系，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王瑾到牛首山来正是奉敕处理郑和的葬事，他的以上捐施或许就是为了继续完成郑和的未竟事业。
总之，王瑾、福宽（续宽）将我们以往较少关注的明初南京佛窟寺（弘觉寺）与承恩寺之间的关联建构起来。宣德八年，王瑾到南京的公干，除前往太仓“封西洋宝船”外，还可能与处理郑和的葬事相关。这是就目前所知的资料而言，此二寺及其与郑和、王瑾之间的复杂关系，实则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希望今后可以发现更多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