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浅谈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11-10 阅读：1550 次

来源：地名笔谈

褚亚平、刘仲孝

《辞海》一书中对飞地的解释为：指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邻的土地称之为飞地。在国际上，某国的一块土地，在另一国国土之中者亦为飞地。

飞地的范围大至国与国之间，小到乡与乡的行政级别。1996年1月12日《南方周末》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太平洋里有块‘中国地’”的文章，文中说这块“中国地”位于夏威夷群岛东南海域，以150°W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7°N—10°N，140°W—149°W；西区8°N—11°N，150°W—155°W。获此“中国地”乃因八十年代我国海洋工作者在太平洋某区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向联合国提交了30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区。经申请，联合国批准将勘探区的一半分配给我国作为先驱投资者的“报酬”，于是我国获得此“中国地”共15万平方公里准主权海底矿区，专业上称为“开辟区”。1996年3月以前，我国放弃“开辟区”的30%，并将再放弃3万平方公里，中国永久的主权开采区将是7.5万平方公里。这块“中国地”能否称为我国在海外的飞地，我们不妨可以研究探讨。我国青海省北部的海西蒙古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有一块飞地在省境的西南隅，不与该州土地毗邻，中间为玉树藏族自治州所隔。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办事处的辖境内有曹八里、岔道口、北顶村、大豁子四个自然村属于朝阳区大屯乡政府的飞地。之所以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的现状，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和首都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结果。按照职能分工，街道办事处是管理城市工业、居民的，而乡是管理农村、农民的。而亚运村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原先是朝阳区大屯乡和洼里乡的地，八十年代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政府根据国家的规定，于1986年2月开始兴建亚运村及其各项配套工程，后来才产生了亚运村街道办事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发展，首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大屯乡的四个自然村的飞地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消逝，成为街道办事处辖属，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现在这四个自然村的飞地，已经被列为建设工程的特征地了。类似这种情况在朝阳区内还有几处。如麦子店街道办事处辖域内的自然村五里沟、东坝河村、肖君庙、李官庄、安家楼、大清寺、西十里居、大亮马桥、大山庄、四路居、水碓村、上四路村、苇子坑村就是分别属于太阳宫乡、将台乡和东风乡的飞地。国际上的飞地有许多种形式，按照G·W·S罗宾逊1959年提出的分类体系，有3种形式：（1）梵蒂冈、圣马力诺这类完全被一个国家领土完全包围的国家，是真正的飞地（或称实际飞地）。（2）通过另一个国家领土才能到达的飞地，称为可穿过飞地（或称准飞地），如位于法国境内属于西班牙的利维业，美国被加拿大领土所隔开的阿拉斯加州。（3）由停战地带或占领地带所产生临时或暂时疆界划出的暂时飞地与本国领土主体隔离，给国家的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如果隔离在中间的土地是一个具有敌意的国家的领土，往往容易产生许多纠纷。

飞地的产生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古代诸侯纷争时期，各诸侯国的君主，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盘儿，常常是用子女联姻绒将自己国内的某块土地赠送给其他的诸侯，以达到一种政治、军事上联盟的目的。战国时期，秦王政二十年，燕太子丹令荆柯刺秦王，燕国佯装欲将督亢地图献给秦国，以督亢地区（今河北省易县、涿州、固安一带）将成为秦国的飞地为诱饵，然而荆柯刺杀秦王未遂，壮烈而死。这种诸侯间以土地互为赠送的形式被后来大小统治者仿效，这就是后来许多州县出现许多飞地的根本原因。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连许多中小地主阶层亦纷纷仿效。《北京市通县地名志》中载道，通县觅子店乡中有个叫罗庄的村庄，明代即有人在此定居。天津市武清县牛镇有个罗姓大户在该地购置土地，作为女儿的陪嫁，购地后，有沈、白二姓佃户在此定居种地，始称“罗家锅伙”，清代渐渐形成了村落，依地主之姓而命名为罗家庄，该村原隶属武清县，为武清县在通县之飞地，1913年才划归通县管辖，简称罗庄。飞地现象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各县中几乎普遍存在。而且时间都很久远，甚至连哪一年成为飞地的都很难查清了。我们手头儿有一部民国二十二年编纂的《顺义县志》，其在“疆域志区域”部分里明确记载了顺义县内几处外县的飞地情况：沙陀村（属大兴县），庄子营（属大兴县），枯柳树村（属大兴县），泗上村（属昌平县），于庄（属宛平县），于辛庄（属密云县），红寺村（属密云县），老庄户（属密云县）。《顺义县志》还于书中标明了顺义县在县外的几处飞地：后苇沟村（在大兴县境内），富任辛庄（在昌平县境内），聂山营（在昌平县境内），葫芦峪（在三河县境内）。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来的是，我们在近几年新出版的《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中看到了印有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绘制的顺义县地图，该地图上即清清楚楚地标出红寺村、于辛庄村、庄子营、于家庄、沙陀村为外县在顺义县境内的飞地。此地图表明至少在清康熙朝以前，上述几个村庄即成为飞地了，足以说明其历史久远。我们都知道，飞地由于不在本管辖地区域内，确实在管理等诸方面带来许多的不便，然而尽管如此，在旧社会若想改变飞地的所属状况也绝非易事。这其中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且极其复杂，但主要是“有地盘儿就有权、有钱”的现实利益在统治者头脑中作崇。解放以前，北京市的划界问题就足以说明了一点。1928年北京地区建市时总面积才七百多平方公里，北京提出划定市界问题，前后互相扯皮历经二十余年，与河北省协商，始终得不到解决。在北京市划界问题上，北京与河北省双方（主要是北京）共提出过四种划界方案，按最少的方案的数量计算，河北省将减少近一千平方公里的地盘儿。当时的河北省当局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同意的。北京市的划界问题，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旧政府各部门之间寸土不让、寸权必争的腐败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在原郊区的基础上，1956年3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通县专区的昌平县（高丽营镇除外）和通县所属的金盏、孙河、上辛堡、崔各庄、长店、前苇沟、北皋七个乡划归北京市。1958年3月7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大兴、通县、顺义、房山、良乡五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管辖。同年10月20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划入北京市管辖，至此，形成了北京市今日的市域界线。北京市辖区总面积达到了一万六千八百平方公里。此后以迄于今，北京市辖十一区七县，即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和大兴县、顺义县、昌平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延庆县。全国解放以后，各地市县过去所存在的飞地都被取消，划归本地管理，这样做是从便于管理规划的角度出发的。但并不是说飞地现象就不存在了，党和政府还是从实际情况的需要和必要性来进行充分考虑的。比如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飞地就被保留了下来。上面提到的北京市朝阳区大屯乡的四处飞地是在八十年代产生的，也说明飞地目前尚有自身保留的必要。1957年12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顺义县所属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管理。中央机场就是现在的首都国际机场。它坐落在顺义县天竺乡境内，1959年将机场划为朝阳区的飞地。1960年顺义县所辖的天竺、后沙峪两个公社划入朝阳区，1962年又将这两个公社划归顺义县，但保留了首都国际机场归朝阳区。首都国际机场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机场，它始建于1955年。1958年投入使用，经1964年、1975年—1980年、1988年—1989年几次扩建，占地961公顷，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航空枢纽和国际航空港。这样一个重要的航空设施作为飞地处理，情况是十分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