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雷兴鹤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胡阿祥，男，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国中古文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雷兴鹤，男，1985年生，甘肃环县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唐代设置过为数不少的行州与行县。就该问题的研究状况言，虽然郭声波所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1]（以下简称“郭著”）基本是以正州县为纲而将行州县附于正州县下，但其所考的诸多行州行县，仍然奠定了唐代行州行县研究的坚实基础，堪称居功甚伟；又张达志《唐代后期行州行县问题考论》[2]（以下简称“张文”）属于专门考论该问题的鲜有之作，发覆阐微颇多，并且提示“唐代后期的行州行县，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与唐代前期有所不同”[3]。然则“唐代前期”的行州行县是怎样的？整个唐代的行州行县又是怎样的？郭声波所考还有哪些遗漏？进而言之，郭著、张文在叙述行州县的过程中所牵涉的侨州郡县与行州县有何区别？行州县与正州县存在怎样的空间关系？乃至唐代行州县具有哪些方面的影响？诸如此类问题的接续探讨，既是唐代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或亦可供其他唐代史事研究参考。
一、
何谓行州行县：从“行成州”说起
北宋宣和六年（1124）三月二十四日，朝请大夫知成州晁说之记并书《发兴阁记》：
唐成州治上禄县，同谷尤僻左，杜子美来自三川，谓可托死焉。未几土蕃之乱尤炽，子美不得有其居而舍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阁今初成，予周览而惘然自失……复念此州自宝应初没土蕃，后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宝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于此阁之建欤！[4]
又《文献通考·舆地考》成州：“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州。咸通七年复置，徙治宝井堡。后徙治同谷，废上禄、汉源两县。”[5]然则合并以观，唐代三置“行成州”及其时间与地点可谓非常清楚。
贞元五年（789）至咸通七年（866），第一次权置行成州于泥公山（今甘肃成县西南）。《元和郡县图志》成州：“本属陇右道，贞元五年节度使严震奏割属山南道。今于同谷县西界泥公山上权置行成州。”[6]“泥公山”又作“泥功山”，如《方舆胜览》同庆府记：“泥功山在郡西二十里。唐贞元五年权置行州，今有旧城基”[7]，《雍大记》泥功山记：“唐贞元五年，因氐羌陷本州，于此山权置行州。”[8]
咸通七年至咸通十三年（872），第二次权置行成州于宝井堡（今甘肃成县东南）。《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成州载：“宝应元年没吐蕃，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州，咸通七年复置，徙治宝井堡，后徙治同谷。”[9]《方舆胜览》同庆府[10]、《雍大记》[11]等记载略同。
咸通十三年至唐末，第三次权置行成州于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上引《新唐志》既云成州“后徙治同谷”，《新唐志》成州同谷县又云“咸通十三年复置”[12]，即在咸通十三年复置同谷县的同时，行成州也迁至同谷县。此后，史籍不见“行成州”废置，五代时期为正州，即后梁开平初先改文州，后唐同光初复名成州。
按唐代成州本治上禄县（今甘肃礼县西南），领上禄、同谷、长道、汉源四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礼县、西河、成县地。而据上所述，宝应元年（762）成州治所及部分辖境没吐蕃后，自贞元五年至唐代结束（907）的百余年间，成州治所三迁，此三迁虽然都未出原成州辖境乃至都在同谷县境，却称“行成州”“行州”“三置行州”，这就涉及目前学术界尚存分歧的“行州行县”的定义了。如张达志在“仅述其梗概”的行州中，包括了行成州[13]；郭声波则认为“《元和志》作‘行成州’，按惯例，州治寄驻境外方称行州，同谷县在成州境，则不合称行州。今去‘行’字”，即将“行成州”视为正州。[14]只是上引并非陈陈相因的唐、宋、元、明诸多文献之“行”字，皆属不合“惯例”而应“去‘行’字”吗？显然不宜如此处理。进之，判断行州、行县的“惯例”，就是州治、县治“寄驻境外”吗？郭声波是持这种观点的，他指出：“行州郡，也叫侨州郡，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州。由于战争的原因，州县百姓往往集体迁移他乡，官府为之另立侨州郡，实行临时管理”，又“依唐例，行县一般置在境外”[15]。张达志的观点则与郭声波有异，所谓“原有正州县因战乱等原因陷入敌境，朝廷又在其附近权置州县者，即为行州行县……行州行县既为战时临时形态，则多出现反复徙治的现象，且多在战后予以罢废，或与故州县重新合一”[16]，张氏的“在其（正州县）附近权置州县”，自然不同于郭氏的百姓“迁移他乡”、治所“置在境外”。然则“行州县”果真等于“侨州县”？治所“寄驻境外”方称行州行县？这可谓定义唐代行州行县的两个关键所在。
按侨州县，以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最具典型意义。笔者曾指出：“借土寄寓是侨州郡县最重要的性质。一般州郡县既有其人民，又有其土地；而侨州郡县，虽然大多领有侨流人口，却‘无有境土’。”“完全意义上的侨置，起码应具备如下三个要素：其一，原州郡县的沦没与侨置，而侨置应‘皆取旧壤之名’；其二，侨人即所谓‘遗民南渡’者的存在；其三，‘侨置牧司’亦即行政机构的初备”[17]。再言唐代，也有侨州县：
以唐为例，即有较多从边区内迁、侨寄在缘边正州正县界内的羁縻都督府、州、县……“考其割隶州县，均无土地。”“均无土地”正是侨置的基本特征……此种侨都督府、州、县，虽与东晋南朝意在表示正统的侨州郡县性质不同，但同为侨置则一也。[18]
以笔者的上引判断与郭声波的上引观点进行比照，唐代侨州县的“均无土地”与行州县的“寄驻境外”是一致的。但不能解决的矛盾是，文献明确记为“行州”的成州治所并未“寄驻境外”，郭声波认同文献记载而定为“行县”的行吴房县、行郾城县，同样是“取吴房县境”“取郾城县境”所置；又谭其骧师也只认为“行州”是“治所不固定，经常迁移的州”[19]，而未提及治所在原州的“境外”或“境内”。今再综合上引郭声波、张达志、谭其骧师的观点，辨析并推论之，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侨州县不是首置，它必有已经沦陷的对应的原州县或至少有来自原州县的侨流人口。行州县也不是首置，它既有对应的正州县，又具备治所“寄驻境外”或寄驻境内即离开原来治所的两大特征。
其二，行州县之“行”，已经集中反映了行州县这类政区的特殊性。所谓“行”，本有移动、临时、外出之意。以与地方行政有关者为例，唐代之前，北魏、北齐、隋有尚书台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行台”；唐代之后，金有行台尚书省，元有行中书省（行省）。至于唐代的行州县，以上文讨论的行成州为例，又往往称“权置”，“权”即权宜、变通、暂且、不依常规之意，这正符合行州县寄驻他地、治所经常迁移、“实行临时管理”、“战时临时形态”等情形。换言之，“行州县”之“行”，与“行台”“行省”之“行”差相仿佛，即行州县是脱胎于常规的正州县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
其三，行州县与侨州县之寄驻他地的区别在于：侨州县必是寄驻“境外”，即离开了原州县的辖境，行州县的寄驻则包括了正州县的境外与境内两种情形；或者说，唐代的侨州县主要指侨蕃州[20]与寄驻境外的行州县，而唐代的行州县之寄驻，关键还在寄驻正州县的“附近”，此诚如张达志所言，“原有正州县因战乱等原因陷入敌境，朝廷又在其附近权置州县”，这也符合权置行州县的目的。不妨换位思考：如果战乱时州县境全失，则州县治所寄驻境外自属正常，但当州县境并未全部丧失时，州县治所就不一定要寄驻境外了。而无论寄驻境外或境内，“在其附近权置州县”，都更有利于安集归附流民[21]，也或有利于谋求恢复失地。
综上所作辨析与推论，笔者认为：判断是否“行州县”的前提条件，一是行州县必须脱胎于正州县，二是治所寄驻他地，这两个前提条件反映了行州县的权宜性、临时性、侨寄性特征。而以此为前提去检索文献，则明确记载为“行州”“行县”者，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形下，自不必怀疑其确为行州、行县[22]，这也是本文“补考”行州、行县的基本原则。至于具备以下条件者，也有可能经过推敲进而认定其为文献未明确记载或漏载的行州、行县，这也是郭著考定部分行州、行县的参考依据所在，即：第一，州、县“治所不固定，经常迁移”，同时文献中记为“权置”“侨置”“侨治”“徙治”“寄治”者[23]；第二，正州完全失陷，新置之州为行州，此行州所辖故县虽文献未明确记载其为“行县”，但因脱胎于故有正县、又治所发生迁移，也或可视为行县[24]。
二、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附存疑
唐代设置过哪些行州、行县？这是“何谓行州行县”以外的又一个麻烦问题。
（一）行州
先言行州。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在正州下与正州中列目附考了31个行州。[25]今对郭著未列目或未提及的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26]进行补考，并对见于史籍的行乾州、行凉州说明存疑的理由。
1. 行雄州
《新唐志》雄州：“在灵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为行州。”[27]按大中三年（849）割威州昌化县置雄州，治今宁夏中宁县石空镇；行雄州则设置于中和元年（881），设置地点为承天堡（今宁夏中卫市城区附近）。及至后晋天福七年（942），降行雄州为昌化军。[28]
2. 行蔡州
“行蔡州”的设置时间应为元和十二年（817），治所在行郾城县（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按行蔡州的设置时间，文献所见有元和十年（《唐大诏令集·置行蔡州敕》）、元和十二年（《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十三年（《旧唐书·杨元卿传》）三种记载。张文没有言及“元和十二年”，又指出“‘元和十三年’显然有误，当为‘元和十年’之讹”，认为行蔡州设置于元和十年，其论据是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链推理断定：“《旧唐书》记裴度进言讨贼三年，而淮西用兵从元和九年九月开始，元和十二年十月擒吴元济战争结束。”[29]但张文这个推理逻辑，同样适用于元和十二年设置“行蔡州”这类文献记载，即无法排除“行蔡州”是元和十二年设置的。又郭著在“汝南郡（豫州）”沿革中，有“蔡州（762—907）”“治汝阳县（今河南汝南县）”的表述，并提及“元和十年，蔡州兵乱，置行蔡州于唐州境……是年，罢行蔡州”[30]。
今按《册府元龟》载：元和“十二年……朝廷比令（杨）元卿与李愬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又元和十二年三月己巳，“以太子仆杨元卿为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团练镇遏使”，诏曰：“其新除蔡州刺史杨元卿宜令与李愬商量计会，且于唐州东界选择要便，权置行蔡州。”[31]而其结果，便是《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十二年七月所载“诏以郾城为行蔡州治所”[32]，这是行蔡州设置的直接证据，诏定行蔡州治所的时间即为行蔡州设置的明确标志。至于“行郾城”以及“行吴房县”的设置时间，又可以作为行蔡州设置时间的间接证据。《旧唐书·宪宗本纪下》载：元和十二年二月“庚申，敕宜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以处贼中归降人户”[33]；《册府元龟》载：元和“十二年二月庚申，敕淮西贼中百姓穷困，相率归顺，其数甚多，言念生人，载怀哀悯，必资绥抚，使获安存，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委韩会计议拣稳便处置，又于唐州侧近置行吴房县。”[34]按置行郾城县、行吴房县及以行郾城县为行蔡州治所时，平吴元济战争尚未结束，此时设置行县、行州是符合平叛事件发展逻辑的。及至元和十二年十月，吴元济被擒，十一月斩杀于长安，于是废行蔡州、行郾城县、行吴房县。
然则《唐大诏令集·置行蔡州敕》之“元和十年”、《旧唐书·杨元卿传》之“元和十三年”两种对蔡州设置时间的记载，又当如何理解呢？比较《唐大诏令集·置行蔡州敕》“且于唐州东界选择要便，权置行蔡州。（元和十年三月）”[35]与《册府元龟》元和“十二年……三月己巳……且于唐州东界选择要便，权置行蔡州”之文字，颇疑《唐大诏令集·置行蔡州敕》的“元和十年三月”盖由“元和十二年三月”涉上下文而脱“二”字，所以《册府元龟》元和“十二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至于《旧唐书·杨元卿传》的记载，所谓“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与李愬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云云，稍玩文意，即可知“初”为追述文字，又《全唐文·令杨元卿优恤淮蔡归顺百姓诏》（即《置行蔡州敕》）的系年，韩理洲等亦考为“元和十二年（817）三月”[36]，以此，由《旧唐书·杨元卿传》的记载，其实得不出“元和十三年……权置行蔡州”的看法。
3. 行南扶州
《旧唐志》窦州：“武德四年，置南扶州及五县。以獠反寄泷州。贞观元年废，以所管县并属泷州。二年，獠平，复置南扶州，自泷州还其故县。”[37]又《新唐志》窦州：“本南扶州，武德四年以永熙郡之怀德置。以獠叛，侨治泷州，后徙治信义。贞观元年州废，以县隶泷州。二年复置。”[38]按“獠反”“獠叛”事，《资治通鉴》武德七年（624）六月辛亥：“泷州、扶州獠作乱，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击平之。”[39]据知武德四年（621）置南扶州，治怀德县（今广东信宜市东北）。武德七年因境内獠人反叛，寄治泷州泷水县（今广东罗定市南）为行南扶州。[40]贞观元年（627）废行南扶州。贞观二年平獠乱后，再置南扶州，治信义县（今广东信宜市东镇街道）。[41]
4. 行昌州
《新唐志》昌州：“乾元二年析资、泸、普、合四州之地置，治昌元。大历六年州、县废，其地各还故属，十年复置。”[42]昌元县约治今重庆荣昌区安富街道。[43]按“大历六年州、县废”，考之《太平寰宇记》昌州：“张朝、杨琳作乱，为兵火所废。大历十年，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复置，以御蕃戎”，又昌元县：“赖婆山，在县南九十里。四面悬绝。大历四年在山上置行州”[44]，则昌州、昌元县遭乱被焚后，大历四年（769）乃置“行昌州”于昌元县赖婆山（今四川泸县县城玉蟾街道一带），又最迟在大历十年昌州、昌元县复置之前，行昌州废。
5. 行翼州
《新唐志》松州：“广德元年没吐蕃，其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为行州。”[45]郭声波、李培生《北宋茂属十七羁縻州地望考》“羁縻翼州”条指出：“本唐代正州，在茂州北，今茂县叠溪镇一带，广德后北境陷没，遂移治翼水县（今茂县飞虹乡两河口）。《贞元十道录》言翼州已废，《新唐志》言翼州曾为‘行州’，反映的就是这段史实。贞元十年唐军收复翼州峨和县，标志翼州旧境基本恢复，翼州还治翼针县……显然贞元年间已从‘行州’恢复为正州。”[46]简而言之，广德元年（763）到贞元十年（794）间，行翼州治翼水县。
6. 附存疑之行乾州、行凉州
《新唐志》松州：“广德元年没吐蕃，其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为行州”，是乾州亦为行州。然广德元年前，就笔者寓目所及，与此“行乾州”对应的乾州于史无考，即“行乾州”并不符合行州皆有对应的正州之例；又《新唐志》乾州：“大历三年开西山置，县二。招武，宁远。”[47]故颇怀疑《新唐志》“松州”条误将大历三年（768）开置的乾州阑入了这批行州之列，因为据郭声波的考证，这批行州中的当、悉、静、柘、保、霸皆为大历年间所置。[48]以此，“行乾州”存疑，暂不计入可以确考的唐代行州中。
《旧唐书·郝玼传》：“郝玼者，泾原之戍将也……元和三年，（段）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玼为刺史以戍之。”[49]《册府元龟》所记相同。[50]关于《旧唐书》“行凉州”，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寰宇记卷三三、新书卷一七〇郝玼传、卷三七地理志，通鉴卷二三七均作‘行原州’。”[51]按此条校勘记只出异文而未定是非，可见其审慎态度。盖唐安史之乱后，渭州、原州、凉州等陷于吐蕃，既置“行渭州”“行原州”，则再置“行凉州”也有可能。然而疑问有四。其一，凉州本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广德二年（764）陷于吐蕃后，即便置行凉州，也不太可能远置于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其二，置行原州于临泾，史实历历可考，如《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玼为刺史”[52]，《新唐志》原州：“广德元年没吐蕃，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归治平高。广明后复没吐蕃，又侨治临泾。”[53]其三，除了上引之《旧唐书·郝玼传》和《册府元龟》外，未见“行凉州”的其他记载，而在《旧唐书》《新唐书》中，“行原州”即见载四次。其四，假设郝玼既任行原州刺史，也任行凉州刺史呢？遗憾的是，未见唐代以一人而同时担任两“行州”刺史的事例。以此，《旧唐书·郝玼传》中所见之“行凉州”当作“行原州”。
要之，以笔者补考的包括“行成州”在内的6个行州，加上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考证的31个行州，则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54]
（二）行县
再言行县。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在正州县下与正州县中列目附考了36个行县。[55]今对郭著未列目或未提及的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进行补考。
1. 行龙泉县
《新唐志》延州丰林：“武德四年侨置云州及云中、榆林、龙泉三县，八年州废，省龙泉入临真，省云中、榆林入丰林。”[56]《旧唐志》延州丰林亦云：“武德四年，于此侨置云州及云中、榆林、龙泉三县。八年，废云州及三县，以龙泉并入临真，以云中、榆林并入丰林。”[57]郭著既以侨置之云中、榆林二县为行云州之行云中县、行榆林县，则侨置、省并情形并无不同之龙泉县，虽其旧县尚待考证，亦可列为行云州之行龙泉县。行龙泉县置于武德四年，治龙泉城（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省并时间据郭著之说，为武德六年。[58]
2. 行潘原县
《新唐志》泾州潘原：“本阴盘，天宝元年更名，后省为彰信堡，贞元十一年复置。”[59]《太平寰宇记》渭州潘原县：“旧县城在泾水北。广德元年陷于蕃。至贞元十年置行县于彰信堡。”[60]综而观之并参考张文的考证[61]，广德元年潘原县陷于吐蕃，此后虽有反复，及至贞元三年（787）再次陷没，于是贞元十年乃置行潘原县于彰信堡（今甘肃平凉市西），而“贞元十一年复置”之潘原县已还旧治（今甘肃平凉市东南泾水北岸），复为正县。
3. 行洋源县
《旧唐志》洋州：武德“四年，又置洋源县”，又洋源：“武德七年，分西乡县置。”[62]《新唐志》洋州西乡：“武德四年析置洋源县，宝历元年省。”[63]按洋源县（治今陕西镇巴县城泾洋街道）始置于武德四年抑或武德七年，难断究竟。又《太平寰宇记》洋州西乡县：“废洋源县……唐武德七年析西乡县东南一百八十里地以置，因县北洋水为名。大历元年为狂贼烧劫，遂北移于西乡县南二十里白湍村权置行县，即今县理是。宝历元年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奏，准今年二月敕洋源县为乡”[64]，即降行洋源县为乡。行洋源县的设置时间当在大历元年（766）至宝历元年（825）间，设置地是白湍村（今陕西西乡县南十五里古城子）。
4. 行黄金县
黄金县本治今陕西洋县金水镇西沟村。《太平寰宇记》洋州真符县：“废黄金县……广德后因羌贼叛乱，权移于蜯湍置行县，在汉江北，南至西乡县六十里。元和以后方移就今理。”[65]即广德元年后置行黄金县于蜯湍（今陕西西乡县东北子午镇马家庄），最晚在元和十五年（820）还新治（今陕西洋县黄家营镇真符村），仍为正县。
5. 行朗池县
《太平寰宇记》蓬州朗池县：“大历五年遭狂贼焚烧，自后权置行县，未立城壁。贞元元年移于营山歇马馆为理，即今县是也。”[66]按朗池县本治今四川营山县北，行朗池县设置地点推测在此附近，设置时间则从大历五年（770）至贞元元年（785）间。
6. 行将利县
《新唐志》阶州：“本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复置为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治皋兰镇。”[67]郭著认为“皋兰镇”当为“兰皋镇”，在今甘肃康县大南峪乡。[68]按唐置行州的同时，多置行县为行州治[69]；行武州也不例外，即大历二年（767）置行将利县治兰皋镇，为行武州治[70]。咸通五年（864）收复旧境，行将利县还旧治（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复为正县。
要之，以笔者补考的上述6个行县，加上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考证的36个行县，则唐代至少设置过42个行县。
三、
唐代行州行县的历史演变与地理分布
以上，在郭著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补考。而为求一目了然之效，并便于接续的分析，这里再综合郭著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谨作《唐代行州行县辑考表》，如表1所示。
表1 唐代行州行县辑考
由表1各栏简述，有唐一代可考的至少37行州、42行县之概况可见。而据表1稍作提炼，可得以下三点粗浅印象：
其一，就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言，虽然整个唐代都未间断，但以初唐和中晚唐设置较多，又战乱时期比稳定时期设置要多。通过行州行县的设置，可以窥见唐代政区演变过程与政局治乱状况之间的呼应关系。如唐初尤其是武德与贞观前期，或因“群盗初附，权置州郡”[81]，或因“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82]，再加上安置移民等情形，所以“权置”政区中颇有行州行县。及至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中晚期，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地方反叛、边族动乱、疆土沦陷等内忧外患，行州行县的设置尤多。
其二，就唐代行州行县的地理分布言，剑南道（13行州、12行县）、关内道（8行州、10行县）最多，其次为河北道（3行州、5行县）、陇右道（3行州、3行县）。剑南道、关内道、陇右道是唐廷对抗吐蕃的前沿阵地，出于因应战争的需要、表达规复失地的决心、吸纳招抚流亡的考虑，设置了大量的行州与行县。河北道行州、行县的设置则多联系着唐初的统一过程。至于地理分布虽不突出但仍具有典型意义的河南道（2行州、3行县），行州行县之设则与宪宗朝征讨淮西与淄青的藩镇叛逆有关。[83]
其三，就唐代行州行县设置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特征言，往往选择山丘沟壑之类的险要之地，以求“依险为治”。如行州行县分布最集中的剑南道地区处在青藏高原东缘，当、悉、柘、静、恭等行州皆置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84]，行昌州则置于“四面悬绝”的赖婆山上；关内道的行渭州、行原州、行武州、行萧关县、行潘原县等都在战略地位特别显要的陇山边缘区的泾州，而“泾州在唐朝抵御吐蕃战略防线中的重要地位”，张文已有详尽的讨论。[85]诸如此类，不烦一一赘述，若再比较一下唐廷为防御吐蕃等边族而设置的行州，与南宋为防御蒙古而迁徙的州，又可看出两者在选址方面的相似之处，这就诚如清人钱大昕的总结：“宋末，川蜀诸州多依险为治。”[86]
四、
唐代行州行县设置的影响
以上二、三节主要是在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考证的基础上，再作“补考”与《辑考表》，以期集中呈现唐代行州行县设置的总体情况；本节则主要在张达志《唐代后期行州行县问题考论》的基础上，再作“续论”，以期拓宽对有唐一代行州行县设置之影响的认识。
诚如张文的“发覆阐微”，唐代后期行州行县既具“临时性”“特殊性”色彩，也有多方面如“招诱安抚”“表明朝廷收复边疆失地与攻克叛藩辖地的决心”“战时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等“现实功效”。进而言之，响应张达志“如果仅仅将唐代后期行州行县视为补充中国古代史中唐代这一断代史范围内临时性、特殊性地方行政建制的一个例证，显然不够深入”[87]的呼吁，这里再就唐代行州行县在地方统治、地名混淆等方面的复杂影响尤其负面影响，稍作补充讨论。
1. 行州行县与地方统治
行州行县的设置有着诸多积极的“现实功效”，这没有疑问。然而若论其负面影响，也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大多数行州行县属于“寄驻境外”的侨置州县，这样的行州行县寄驻正州正县界内，势必会对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产生不良影响。如武德元年（618）以来隶属原州、贞元十九年（803）又为原州治所的平凉县，“及为行渭州，其民皆州自领之”[88]，即元和三年（808）置行渭州后，行渭州领平凉一县，而本以平凉县为治所的原州，因为所领平高、萧关二县陷于吐蕃，干脆被废[89]。于是原州、渭州之名实因此混淆，而以本具临时性、特殊性的行州领正县，地方行政也往往会发生窒碍。
其次，部分行州的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这自然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也会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如《旧唐书·契丹传》载：
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90]
而武德六年（623）于营州城所置行辽州与行威化县，安置的正是孙敖曹部。换言之，从行辽州总管到行辽州刺史乃至行威化县令，大概都由孙敖曹部担任，结果几年之后，行辽州变成了羁縻辽州，行威化县变成了羁縻威化县[91]，这又给予了孙敖曹部更大的成长空间。及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孙敖曹曾孙、归诚州刺史、永乐县公孙万荣乃据营州反叛，众至数万，屡败唐军，攻城略地，酿成大祸，次年唐廷才在奚与突厥的配合下，敉平这次大规模的叛乱。又如《新唐志》松州载：“广德元年没吐蕃，其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为行州，以部落首领世为刺史、司马。”[92]虽然这些州在成为行州之前，已经颇有部落首领在行使管理职责，即属于有正州之名而行羁縻之实的“羁縻式正州”[93]，但由“羁縻式正州”转为行州时，本来是有可能收回部落首领的管理职责的，而事实上却是“以部落首领世为刺史、司马”，这就近同于常规的羁縻州了[94]。于是演至后来，这类带有羁縻性质的行州即多有降为羁縻州乃至成为“化外之地”者。按以归附的部落首领任职行州、行县，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有利于促进汉、蕃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是回到“历史语境”，这又毕竟意味着中原王朝统一程度的降低、管控能力的疏离，乃至孕育着边族动乱的种子。
2. 行州行县与地名混淆
上文提到，因为行渭州领平凉县，“原州、渭州之名实因此混淆”。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原州，北魏正光五年（524）置，治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广德元年地入吐蕃，乃置行原州于泾州灵台县百里城（今甘肃灵台县西南）。贞元十九年移治原州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市），元和三年再移治泾州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大中三年收复关陇，还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市）。广明元年（880）复置行原州于临泾县。
又按渭州，北魏永安三年（530）置，治襄武县（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县在渭水之滨。宝应（762—763）初地入吐蕃。元和三年置行渭州于原州平凉县，广明元年又为吐蕃攻破，州废。中和四年（884）复置行渭州于平凉县。
据上所述，原、渭二州名实之混淆已经可见大概：原、渭二州陷没吐蕃，于是行原州寄驻泾州境内，行渭州寄驻原州境内；行原州五代后唐升为原州后，治临泾，即离开了北流的蔚茹水，迁到了东流的泾水流域，行渭州五代后晋升为渭州后，治平凉，即离开了渭水流域，向东跨越陇山，迁到了泾水流域。泾水流域的“渭州”已经失去了对“渭水”的地理记忆，及至金朝再改渭州为平凉府，“渭州”地名又失去了对“渭水”的历史记忆，于是反映地理基础的“母地名”渭水与反映人文过程的“子地名”渭州分途异向，即政区地名“渭州”失去了表意地名的记忆基础，这种地名“失忆”，“泾渭混淆”，又最终导致了政区地名“渭州”的彻底消失。
然则就如上文所辨，行州、行县之“行”，本有移动的、临时的、外出的意思；行州、行县之初意，又本为“权置”，“权”者，权宜、变通、暂且、不依常规之意。只是出于多种情形、多方面原因，当“行州行县”成了“正州正县”、“权置”成了“常置”，其所造成的政区地名的混淆，也就势在必然，原州、渭州的名实混淆，只是一个典型案例罢了。进之，这方面的类似举例与推广讨论的空间其实还颇大。如张文在考论唐代后期行州行县时，每每感觉“极易与东晋南朝之侨州郡县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现实功效与侨州郡县有跨越时空的相近之处”[95]，而笔者既经年累月研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此当然非常认同，比如“侨州郡县本身繁复淆乱，名实混杂，迁徙不定，省置无常，并合改隶，‘舆地之记既不克并徵，州县之图亦殊难尽信，此则行迷路者多穷，而理乱丝者易紊也’”[96]。唐代行州行县的繁复淆乱虽然不至于此，但其以侨乱实、以客夺主、以行升（还）正及其造成的地名演变杂乱、文献记载舛讹的状况，同样令人有行迷路、理乱丝之叹。再如张文引述笔者之言：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政治含义在于正统观念与收复失地的决心，现实作用在于招诱北方人民，安抚流民，促进生产”[97]，唐代行州行县不仅同样具有这些“现实功效”，而且还在汉蕃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着复杂的现实影响。凡此，又都显示了笔者在郭声波、张达志两位考论的基础上，尝试补考、续论唐代行州行县这类特殊政区的旨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