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地名源流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8-17 阅读：63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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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开
有关典籍记：益阳“秦旧县，汉属长沙郡。”[1]《汉书·地理志下》：“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镇)蛮。属荆州……县十三：临湘，莽曰抚睦。罗，连道，益阳，湘山在北。下隽，莽曰闰隽。攸，酃，承阳，湘南……昭陵，荼陵……容陵、安成。”[2]又云：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稍复开置”，是言汉初沿袭秦制，因郡太大，故在此基础上立诸侯王国。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共设郡83，国20，谓之“百三郡国”。[3]秦初定天下时，屠楚洞庭郡置秦洞庭郡，遭楚人反，旋撤秦洞庭郡置秦长沙郡，郡辖县，益阳当属之。
益阳，何以名之。益，字出甲骨文，字形上部，拟为液体飞溅之状，下部为一器皿。[4]《说文》：“益，饶也。从水、皿。”段玉裁作“水、皿，益之意也。”《易》《诗经》《战国策》《庄子》《论语》《孟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益”字已广泛使用。这说明其时“益”之音、形、义，已逐步被人们认识。古今文中有20余种释义，其本义，皆同《说文》。
其实，在甲骨文中，益字古文中之“饶”义，多含富足、多余之意，亦为饱之意。段玉裁注：“饶，饱也，凡有余曰饶。”因此饶与益，其义有相似之处，可视为溅义之引伸。益字其义，可数解，一说用牲法，即杀牲溅血之义。甲骨文中“益”，即指杀牲祝告或祭祀神灵之意。直至周代才有“水漫出器皿”之意。[4]536二说为地名。其余不解。李孝定《甲骨文字集解》按：“益用为饶益，增益之义既久，而本义转晦，遂别制溢字……此字当以汜溢为本义。”这是符合甲骨文原义的。
阳，向日为阳。《周礼·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阳，日也。”《楚辞·九歌·大司命》：“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王逸注：“阳，明也。”贾公彦疏：“向日为阳”，又疏引《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西汉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此后即作为地名命名的原则。《史记·秦本纪》记：南阳郡，秦昭襄王置。即以地处中原之南、汉水之阳得名。由此观之，“阳”字在春秋战国时，指向阳的地方，至西汉时，即逐渐形成“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
益阳得名，实与越人、楚人共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益阳地域，上古应属三苗之域。《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杜佑《通典》：“今岳州、潭州、衡州，皆古三苗国。”益阳置县后，历史上多属岳州、潭州、衡州。[5]据地下文物发掘考正，我国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之一支，确在南方，其活动范围，正是南方几何纹陶的主要分布区。[6]
湖南澧县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城头山古城址距今6000多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其中发现的距今6500多年的水稻田遗址，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总占地面积15.2万平方米。经发掘考正表明，距今5500-5000年在澧县平原上分布着57处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而城头山已是控制这些聚落遗址的早期邦国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7]这是否为三苗国的政治聚落中心，有待进一步发掘考证，但属于三苗部落集团所辖的一个早期族国或方国所在地，应无疑问。这与《尚书·尧典》《国语·楚语》《战国策·秦》《书·吕刑释义》《吕氏春秋·荡兵》《淮南子·修务》《太平御览·卷一五》中，有关蚩尤、三苗部落联盟的记载，颇相符合。[8]
殷商时期，今湖南西北部，多为濮人族居，西周时今益阳地域，多百濮、越人杂居。公元前822年，楚国三兄弟争位，《史记·楚世家》：“熊霜六年，卒，三弟争位。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9]《国语·郑语》：“楚蚡冒(前757-前741年)于是乎始启濮。”[10]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9]1391这表明楚国势力已深入此地。但并未有效管控今益阳地域。
湖南境域，据地下文物考古发掘证实，商周至春秋中期，广泛分布着越族。春秋中期后，楚墓才逐渐取代了越文化墓葬；春秋中晚期，湖南境内越、楚文化墓葬，有共存现象。今益阳、湘乡等地，出现了一些越、楚器物交混随葬墓中现象。益阳热电厂陆贾山，湘乡何家湾等地，一个墓内，无论是楚墓还是越墓，皆有越、楚文化器物共存现象。[11]湖南桃江腰子仑春秋越墓群，共发掘113座，出土文物颇丰，亦证实了越楚两族混杂而居。说明楚人在春秋中期，就已进入资水中下游今桃江县一带。但这并非楚国势力南侵，而可能是少数地位低下的楚人，因某种原因迁徙至此。
春秋晚期，楚人政治势力大举进入资水中下游以后，生活在桃江腰子仑的越人，逐渐融于楚文化之中。这与资水中下游战国早期以后，极少见到越墓的情况相符。[12]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时，百濮族除与当地土著同化外，一部分迁徙。至春秋中期以前，已演化为以扬越族为主体的百越族。春秋中期以后至战国初，越人与楚人共居湖南境内，是有充分依据的。
古越人继百濮人后，世代族居在今资水中下游今益阳地域，历有沿水而居，伐木架屋，捕鱼种稻，喜酿糯酒自饮之遗俗。《百越民族史》认为：百越族善种水稻；食蛇蛤小动物；有葛麻纺织业；大量使用石器；善铸剑；善用舟，习于水战；喜住干栏房屋；大量烧用几何纹陶和原始瓷器；有独特语言；断发纹身；有拔牙风俗；保留浓厚原始婚俗；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实行崖葬；崇拜蛇鸟图腾。显然书中对越人社会文化事项反映不多，但大体反映了百越族文化的若干特点。而其中善用舟，习于水战，及断发纹身等，表明越族是多依赖水而生产生活的民族。越王勾践认为，越人“水行而山处”，为“习水民族”。《越绝书·记地传》记勾践对孔子说，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因依水而居，常见水中鱼鳖、蛟龙(大水蟒或扬子鳄)，亦常见岸上飞鸟，故对河海神、飞鸟尤为崇拜。这是越人崇拜“龙”、“鸟”图腾的历史渊源。
春秋中期，在楚国势力向东南扩张的影响下，一支楚人越过长江，散居在今洞庭湖四周及澧阳平原。其中一支，又分居在今益阳市城区一带，与越人共居一地，生产生活，和睦相处。越人常在益水(资水)岸边，设坛杀牲，献祭河神；也常在河边杀猪饮血，敬祭“蛟龙”。楚人散居此地后，受越人杀牲献祭祀河神等活动及楚人好祀祭先祖、河神的影响，共与越人参加祭祀河神等活动。此后便依越人语音，依楚文字，刻写读为“益”，即以杀牲祭祀河神之意，称养育越、楚人的河流为“盖水”，共居河边高阜处的聚落称为“益阳”。
《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楚人除重祀先祖外，又重祀江河。楚成王时期，曾以夔国(芈姓，楚之封国)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由，灭其国。[13]《国语·楚语下》：楚平王死后“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楚昭王问“祀牲何及？”观射父详细地回答了楚国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祀牲规定。可见楚国早有杀牲祭祀的种种规定。[14]楚人历有“上有所好，下必学焉”之习。楚人入居今益阳地域后，此俗传于此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益阳已得名，应是可信的。后依楚文字书写成益阳。其时益阳，当为楚、越人和睦共居的地域地名。
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逐渐在湖南占住统治地位，但古扬越文化，亦占相当大势力，至春秋末战国初，古扬越文化才逐渐退出湖南境地。湖南地下文物考古及益阳地下文物发掘考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5]春秋中期，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大败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后，逐渐向东南拓展国土，经略南疆。至战国中期，《淮南子·兵略训》：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
楚国何时“南卷沅湘”？《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学术界过去多认为“洞庭、苍梧”为地域地名，自湖南省龙山里耶秦简出土后，才确证秦已置洞庭、苍梧郡。在政区体制上，秦袭楚制，这说明秦洞庭、苍梧二郡，是在灭楚洞庭、苍梧二郡基础上设置的。楚在吴起变法时(公元前386-前381年)，置洞庭、苍梧二郡。《史记·秦本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约在楚宣王八年(前362)，楚乘秦、魏大战之机，择机经略巴蜀、汉中，旋以枳东(今重庆市涪陵一带)长江河谷置巫郡，以长江之南盐泉区，置黔中郡。[16]四郡设置后，表明战国中期，楚国已掌控今湖南全境。
楚置洞庭郡时，[17]益阳是否置县，史料无载。2013年2月至3月，在益阳市赫山区发掘了铁铺岭古城遗址，总面积约30亩，出土简牍近万件。[18]据初步考证，该古城遗址约形成于春秋晚期，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00米，有护城河，出土有东周时期的陶豆、陶鬲、陶纺轮等。是否为楚国置益阳县县城遗址，亦或为秦置益阳县治遗址，有待进一步考正。
益阳何时置县，今有二说。一说“西汉置益阳县，属长沙国。”[19]二说“秦旧县，汉属长沙郡。”[20]我认为至少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时，置益阳县，有充分依据。
一是《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属荆州。”辖13县，其中有益阳县。秦置长沙郡(洞庭郡前身)，郡辖县，其时全国约有1000余县。汉初沿袭秦制，益阳当属之。《后汉书·郡国志》中，亦有类似记载，只是“十三县”变为“十三城”。城，当指县治，以示县名。约在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洞庭郡置秦洞庭郡，郡治驻青阳(长沙古称，亦说在今湘阴县城一带)的可能性较大，亦或后驻临沅(今常德市区)。其时，秦已灭楚黔中郡置秦黔中郡，郡治驻沅陵城西。
秦初并天下，荆王(楚王)不甘失败，据《史记·秦本纪》载，荆王(楚王负刍)以献“青阳以西”为名，暗地用兵夺取南郡(楚国郢都)，“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9]168结果遭到失败，荆王被俘，实际掌控之地尽归秦，秦军屠灭青阳，长沙古城遭毁。秦旋将青阳以西秦黔中郡西北部，并入秦南郡，其余划入秦洞庭郡，又旋将秦洞庭郡改称长沙郡。《晋书·卷十五》记秦灭楚后，“分黔中郡为长沙郡。”即指此重大事件。《湘州记》：“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并灭下，分黔中郡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实际上秦置长沙郡，是屠灭长沙古城后，改秦洞庭郡为秦长沙郡，时限当在荆王(楚王负刍)被俘败亡的那年，即公元前221年。这便是《里耶秦简》中未见黔中郡、长沙郡记载，而西汉以后典籍累见秦黔中郡、长沙郡的原因。因此之故，“秦旧县，汉属长沙郡，”可释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定天下时，置益阳县，“应劭曰：在益水之阳”故名[2]1309始属秦洞庭郡，旋属秦长沙郡。
二是《里耶秦简》(下称《简》)中，有迁陵(今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向临沅(今常德市老城区)、益阳输出弩臂的记载。可见其时益阳已置县，且已成为秦国军械的储备重要基地。《简》j1⑧-147：“迁陵已计：卅四年馀见弩臂百六十九。凡百六十九，出弩臂四输益阳。出弩臂三输临沅。凡出七。今八月见弩臂百六十二。”这说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益阳、临沅境内，并无战事，武器使用更新极少，年初至8月仅出库7件。有关史料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已统一南越，第二年(前213)，秦又将50万罪犯谪戍岭南，与越人杂居开垦土地定居。其时，作为攻占南越的后方阵地益阳、临沅，已失去这一作用了。学者张春龙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迁陵一带，具有得天独厚的原材料优势，才造成弩臂向益阳、临沅输出的状况。
其三，《简》j116-5：“廿十七年二月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 、(假)卒史谷、属尉，令曰：……当坐者言名史泰(太)守府。”从这则文告记载看，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郡已置泰(太)守。《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书·百官公卿表》谓郡守于“汉景帝二年(155)”更名太守。太守作为郡守的最高长官，始成定制。按目前《简》所公布的材料看，迁陵守丞敦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担任此职，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已“出弩臂四输益阳。”而《简》的时间断限，当为秦王蠃政二十年(前226)至秦始皇三十七(前210年)及秦二世元年、二年的遗物。这表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天下”时，已置益阳县。
其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二十七年(前220年)至三十七年(前210年)，先后五次巡行全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向东南方向巡行，至齐鲁境内封禅泰山，至南郡到湘山祠(今湖南岳阳市君山)，遭遇大风，影响秦始皇一行渡江，又听说湘山有神乃尧之女、舜之妻，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9]176秦始皇这次巡行东南的目的，主要是上泰山封禅及刻石纪功；而渡湘水、洞庭，有布署后方给养，向南越用兵之深意。其时今益阳、岳阳、常德一带，刚好是秦向南越用兵的后方基地。这也佐证约在此二年前，即公元前221年，已置益阳县。其县治据初步推测，驻今益阳市赫山区铁铺岭，但需作进一步考正。其时益阳县境域，大至包括今益阳市赫山区、资阳区、桃江、安化、新化诸县及冷水江市，以及宁乡、湘阴、涟源、新邵和沅江市部分地域，约达18000平方公里。今益阳市所辖县、市，除沅江部分和南县外，均在古益阳县所辖范围内。
西汉初，汉袭秦制。汉高祖五年、“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2]1309自此郡、县与封国并设。[2]40益阳县分属长沙国、长沙郡。此后益阳之名不改，县域六分，归属依朝代更替而数改，县治三迁，终成现制。[21]
今境内古迹众多，英才辈出，物产富有。另以水乡、竹海、芦荷，闻名国内外。[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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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颜青 二审：李文峰 三审：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