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8-05 阅读：419 次
来源：地名笔谈
孙冬虎
中国人民发现并命名南海诸岛，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东汉至清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间，我国记载南海地理、航运以及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史志和地图，比较重要的就有120多种，但所表示的岛礁名称相当稀疏，而海南岛渔民在自己的航海针经——《更路簿》中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却无缘编进官方图籍。进入19世纪以后，区域地名分布的格局为之一变。英、美、德、法、日等国相继侵入，测绘地图，命名岛礁，致使谬种流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人不察其来龙去脉，在文献或地图上不同程度地承袭了这些外来地名。对中国人而言，外文图籍上的这些地名可以归入外语惯用名的范畴。但在我国图籍上，如果以外语惯用名的音译或意译汉字为基础命名南海岛礁，进而将其作为官方地名使用，那么，它们就属于必须正本清源、区别对待的外来地名了。以求实的态度考察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客观地评价它们曾经产生过的影响，有助于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两个世纪以来我国在南海海域的地名与测绘工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应付21世纪南海变幻不定的局势。
外国测绘与
早在鸦片战争前40年，即1800年，英国船只Bombay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伴随着清朝的衰落，英、俄、德、美、法、日等国，相继派出军舰或测量船到南海从事地理调查和测量制图，作为其政治、经济侵略的先行。而我国康熙乾隆时期曾经相当先进的测绘技术，不幸随着“宫廷秘本”的编成而被束之高阁。清代中期以后，官方再也没有组织人力进行实地测量。新图的制作以康乾舆图为蓝本或增或删，坊间地图多用计里画方法绘制，间有以山水画形式绘制的，技术水平陷于停滞状态，南海地区尤其缺乏实测资料。国力与技术上的空虚，恰恰在这一时期被外国乘势利用。他们比较精确地测制了南海地图，编辑了相关图集和航海指南，其中以各种外国语命名的地名，又在翻译之后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图上对于南海地名的表示。自1800年至1933年，外国在南海涉及地理调查、地图测绘的重要活动就不下60次。其中俄国调查船在1806、1818、1819、1820、1826、1827、1829、1853年8次调查南海，但对我国命名南海诸岛没有明显影响。在侵入南海调查测绘的各国中，英国活动最早、最频繁、历时最久，自1800年至1926年计33次；美国的2次活动发生在1835年和1842年；德国的5次活动集中在1881——1884年间；日本的7次活动发生在1907——1933年间；法国的2次活动发生在1925年和1927年，1933年占领南海9小岛。这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决定了19世纪初开始的外国在南海海域测绘的地图，以英文最早最详。德法等国的地图多译自英文版地图，日文图上的地名虽基本不受英文影响，但它们对我国命名南海各岛礁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因此，所谓外来地名，也就是以英文为主要基础的汉译名称。英国舰船多次侵入南海的调查测量所得，陆续刊行于海军部编辑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仅19世纪80年代，见于文献著录的南海区域地图，比较著名的就有下列数种：（1）China Sea，Southern Portion·Eastern Sheet·London：Admiralty，1882。（2）China Sea，Northern Position·London：Admiralty，18Sept·1882。（3）Paracel Islands·London：Admiralty，25 June 1885。（4）China Sea，Northern Portion·Western Sheet·London：Admiralty，1886。（5）China Sea·London：A dm iralt y，30may 1887。（6）Reefs in the China Sea·London，Admiralty，23Oct.1888。这些海图既有关于南海全貌的，也有分幅的，其制作年代正处于1800~1868年间几十次调查以后。其中的地名，除了描绘地理特点如位置（East Reef，Central Reef）、形状（Antelope Reef，Crescent Group）、地质（Rocky Island，Pyramid Rock）、植被（Palm Island， Tree Island）等之外，更多的是以海洋调查船舰名（如Discovery Reef，Investigator Shoal，Rifleman Bank，Bombay Castle）、船舰长名称（如Pratas Island，Reed Bank，Ross Reef）、本国人名（如Robert Island，Marie Louisa Bank）、本国地名（如London Reefs，Glasgow Shoal）作为南海岛礁滩沙的专名。这种作法相当普遍，在美国的海图和文献中，Connell Reef，Pennsylvania Reef，Owen Shoal等名称，同样以本国地名或人名为基础。以英语为主的外来地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清代后期的文献和地图中就可以得到初步证明。曾任出使英国大臣的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记载，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四日，他经过西沙群岛，“左近拍拉苏岛，出海参，亦产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同行的随员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亦记载，同日“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左近巴拉赛小岛，中国属岛也”。拍拉苏、巴拉赛，均为Paracel之译音，即使同行的两人，译法也不一样。对于中国属岛而无中文名称，张德彝发出感叹：“若华人自古有航海觅得其地者，当各予一名，则无须按洋字还音而呼之矣。”这也表明近代我国地图测绘的落后及对渔民习用地名的忽视。对清末民国了解南海地理和地名影响最大的外国文献，当属1868年由英国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刊行，J·W·Reed和J·W·King编辑的《China Sea Directory》，即《中国海指南》。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寿彭据该书1894年的修订本译出，定名为《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图志”一作“图说”，由上海经世文社印行，1907年广雅书局重印。这部图志在以后的对外交涉中屡被征引，但它的地名以音译英语名称为主，并随着地理知识的传播而进入其它中文图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人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侵占东沙岛，英国也对此提出主权要求。两广总督张人骏次年八月二十三日电请外务部在东沙岛设立我国标志时，称东沙岛“即《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内之蒲拉他士岛”。两江总督端方八月二十九日致电外务部：“此岛之属，中国广雅书局译刻之《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即系英国官局原本，彼既列诸中国海内，其非我之私言可知，似可即由大部据此图志照会英日，宣布此岛为中国属岛”。由于测绘地图的落伍，导致外交上极为被动，明知主权属我，却又不得不以外国所测海图为依据，更不用说图上的地名了。经过这样一番波折，张人骏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痛楚：“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我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屿，往往只有土名，而未详记图志。欲指天度为言，旧书无考。所恃者，仍是英国海图”。1910年7月3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六号，发表了《广东西沙群岛志》一文，“或足备调查该岛之一助也”。该文译自德国人的著作，所述地名当然也是外语的音译汉字，这同样反映了外文图籍的影响。
二、外来地名对我国三次公外敌入侵刺激了国人海疆意识的觉醒。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巡视西沙，其中包括测绘人员16名。此行命名了15座岛屿，或以军舰名，或以珊瑚、甘泉等地理风物为名，或以有关人员的籍贯为名，并勒石竖旗，测绘地图。1933年4月7日至12日，法国占领南沙群岛的9个小岛，引起了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同年6月7日，国民政府成立了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1934年12月21日召开了第25次会议，“审定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岛名”，从此开始了由我国官方审定和公布南海诸岛地名的历程。在迄今为止所公布的三批地名中，外来地名的作用既呈现出逐步衰减的趋向，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特点。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一期61~69页，刊登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包括136个岛礁滩沙名称。当时，我国还没有关于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官方规定，全球性的地名罗马化倡议，还是在20多年后才由瑞典提出来的。因此，以英文图籍为基础选定其常用的外文拼写形式，放在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没有严格的是非界线。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的汉字书写形式严重违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初步分析，除了东沙岛、南山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团沙群岛是汉语名称外，其余都来自外语地名的音译和意译。音译大致有85个，分为两种情形：其一，英文地图音译了海南方音旧有名称后，《一览表》又据该英文形式译为汉字。经过这样的往复，就很难从字面上看出它的汉语语源。例如，南沙的“辛克威岛”，其英文形式为Sin Cowe Island，而Sin Cowe原来是记录“秤钩”一词的海南方音，再据以译成汉字，却成了“辛克威”这样一个舶来味道十足的名称。这样的地名有五六个。其二，据英文名称音译，大约有80个之多，如英文有Royal Charlotte Reef，其汉字译名作“无劳柴乐礁”；与Johnson Patch对应的是“庄臣怕余”……。在音译过程中，也有部分修饰词意译，还有的用些貌似汉语的词语，如West London Reef对应着“西零丁礁”，Prince of Wales Bank对应着“比邻无畏滩”之类。意译的地名约有45个，如Discovery Reef对应着“觅出礁”，Half Moon Shoal对应着“半月滩”，Commodore Reef对应着“司令礁”之类。第一次公布南海地名显示了官方的重视，但忽视民间的命名而单纯依赖外国海图，音译部分自然不像汉语，意译部分从字面上看比较顺畅，可一旦实事求是地追寻起它们的语源，历史上外国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痕迹就暴露无遗了。外来地名的地位以中英两种文字形式得到了强化，1934年的南海地名审定，对后世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因缺乏全国实测详图，故坊间出版图籍，年来有如雨后春笋，类多抄袭陈编，以讹传讹，甚至翻印外国出版之中国图，不加审察，致国疆界域，任意出入，影响所及，关系非浅”。而负责纠正这一偏差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诸君，恰恰走了这样的失着。南海诸岛因抗战胜利而恢复故土，奉命于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负责接收的部员，在呈请行政院核准颁布的地图和文件中，有“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实测）、永兴岛、石岛图（实测）6种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一种”。这个对照表作为郑资约编著《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附录，于1947年11月面世，12月2日《中报》亦以《南海诸岛名称，内政部核定公布》为题予以报道。此次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与1935年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相比较，地名数量由136个增加到171个。此外，原有的“南海各岛屿”改为“南海诸岛”，两个“东沙岛”之一改为“东沙群岛”，原“南沙群岛”调整为“中沙群岛”，原“团沙群岛”调整为“南沙群岛”，名地关系和等级层次更为协调。在减少外来地名影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首先，以汉语新名取代原有的英语译名，这些新名包括：明代航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年号，清末李准巡海时对岛礁的命名，抗战胜利后接收南海诸岛的军舰名及相关人员名称，其它时代的人名、官职名，若干抽象概念和形容词。这些地名公布后，有效地消弱了外来地名的影响，在名从主人的方向上，获得了可喜进展。第二，在保留大部分意译外语地名的同时，调整了少量的译名用字，如以“金银岛”代替“钱财岛”，“漫步暗沙”代“散步滩”，“小现礁”代“小觅出礁”，“大现礁”代“大觅出礁”，“棕滩”代“棕色滩”，“指向礁”代“方向礁”，“盟谊暗沙”代“友谊滩”……。有些原来音译的名称改用意译，如“无劳加比丹礁”（Royal Captain Shoal）改译“舰长暗沙”，“非利拚滩”（Fairie Queen）改译“仙后滩”。总的看来，字面上的美感有所增强，音节也更加整齐。第三，对1935年大量的单纯记音的译名，以缩减译名用字或节译英文名称的方法，将地名长度限定在二至四字之间，适应了汉语的口语习惯。此外，在选择译名用字时，比较注意造成一种非常像汉语的面貌，从书面形式上减轻外来地名的痕迹。例如，将“伊机立亚滩”（Egeria Bank）改为“隐矶滩”；“北卢康尼亚滩”（North Luconia Shoals）改为“北康暗沙”；“傍俾滩”（Bombay Shoal）改为“蓬勃暗沙”……。至于此次新增加的译名，这样的倾向更为明显，形式上也更加整齐划一。例如，将Siamese Shoal译为“西门暗沙”，Bankok Shoal译为“本固暗沙”，Addington Patch译为“安定连礁”，这样的译名有20多个。其中有的也稍作变通，比如，与“鲁班暗沙”对应的英文名称是Carpenter Shoal，Carpenter意即“木匠”，由此联想到木匠的祖师鲁班，不失为可行的选择。但是，所有从外文图籍译写过来的名称，彼此间只有痕迹轻重的差别，不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不能完全消除外来影响，尤其在需要追溯地名语源的时候。因此，1947年公布的这批地名，同样存在着不足。早在1948年，《地理之友》杂志创刊号的一篇书评就认为：“南海诸岛过去只有西洋人所定名称及日本人所命之名。此次内政部将群岛另订新名，颇有重要的意义。……内政部对于群岛命名时，于固有名称，亦似有考虑之必要”。但在当时缺乏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也只得如此。时隔36年，我国政府第三次公布南海诸岛官方地名，由国务院授权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8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287个标准地名，每条地名包括其标准的汉字书写形式、汉语拼音、部分地名的当地渔民习用名称。与1935年和1947年相比，当代地理学的发展提高了岛礁滩沙分类的科学性；有组织的大规模调查，收集了从前所忽视的渔民习用地名，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标准名称；增加、调整了一批岛礁滩沙的名称，地名总数增加了115个；运用我国法定的拼写系统，实现了地名的单一罗马化，这些都是对前人的超越。名从主人、保持地名稳定性、消除外来影响、科学性，是这次地名审定的四个原则。对1947年公布的名称，1983年保留了155个，调整通名的（如“仙宾暗沙”改为“仙宾礁”）10个，这是地貌分类上的进步，这两类地名占1947年公布地名的96.5%；另有“和五岛”改为“东岛”，“立夫暗沙”改为“中北暗沙”，“立威岛”改为“单柱石”，“蓬勃礁”改为“浪花礁”；弃用与未公布的名称各2个。新命名116个，另有1935年公布而1947年遗漏的地名2个，此次又予更名，二者共计118个，占1983年所公布地名总数的41.1%。其中采用或部分采用当地渔民习用名称的48条，占新命名的40.7%，这是地名审定的主要成果；据外文意译、音译的不足10个。
历史的教训与当前
我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已被丰富的史籍和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但在南海地名问题上留下的教训，也是发人深省的，面对当代的国际环境，尤其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总结。
历史上在南海航行的中国船队和渔民，是南海诸岛的发现者。但官方船队匆匆经过，对岛礁滩沙的记录失之笼统；世代相沿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统计，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1977年后收集到的13本清代民间更路簿中，就载有西沙群岛地名34个，南沙群岛地名80个，但这114个地名却又无缘载入史志。海上风浪险恶，也限制了历史上对南海诸岛的测绘进步。这样，古籍记载的南海诸岛，显得颇不具体，但在当时也并没有引起世人关注。因为历史上南海周围各国人们开发海洋的意识和技术手段都很有限，从总体上看，重陆轻海是主要的倾向。在这样的条件下，南海诸岛的命名维持在约定俗成的自然状态下，很少有官方的主动干预。康乾盛世过后，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其时正值19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已把大清甩在了后面。英、美、德、法、日等国相继侵入南海测绘地图，其海上航行能力与测绘技术，为制作精良的海图奠定了基础，图上的地名当然不会顾及中国的传统，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强权逻辑。当我国主权受到侵犯时，官方对南海诸岛所知甚少，在1907——1909年日本侵占东沙群岛事件、1933年法国侵占南沙9小岛事件的交涉过程中，不得不以外文图和外语译名为依据，局面之被动不堪回首。1909年李准巡海为15座岛屿命名并测成海图，因而显得更加可贵。但这还只是局部的测绘与命名，与后来的三次地名审定难以相提并论。由于本国实测地图的缺乏而英美等国捷足先登，1935年公布的南海地名，绝大部分是以汉字记录英美海图上地名的译音，不仅没有从民间航海针经中选择恰当的名称，而且忽略了此前20多年李准所确定的15个岛屿名。强势文化在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上的双重压迫，留下了一个严重背离名从主人原则的恶例，客观上增强了外来地名的地位和影响力。1947年第二次公布南海地名，增加了一批汉语的新名；据外文译写的部分也在用字上作了调整，向形式上的汉语化迈进了一步。不过，貌似汉语的外形，掩盖不了译自外文的实际，其思维仍延续了对外文地图和外来地名的依赖。此外，当时的国情也没有从容调查渔民对各岛屿称谓的可能。1980年至1982年的地名调查，则有了以往所不具备的实现地名标准化的条件，国家组织了海洋、测绘、地理、历史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当代测绘技术使大规模的地名调查和图上定位趋于全面准确，地名标准化理论研究也日益成熟。这次取得的进步已如前所述，但在减轻外来地名的影响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需要商酌的问题。首先，新增加的地名中，北水道、中水道、南水道三个名称从外文意译，如果以考虑实体的地理方位为由尚能自圆其说的话，那么，主权礁一名也从英文意译则显得欠妥。empire有帝国、绝对权力等含义，主权礁与Empire Reef这一英文名称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蒙自礁、漳溪礁、火星礁、安塘礁，显系来自对外文图上Menzies Reef，Jones Reef，Hopkins Reef，Amy Douglas Reef的通名意译、专名音译。Menzies，Jones，Hopkins，Douglas，都是英美常见的姓氏，这里虽经过了谐音变换，有些资料也对其字面含义作了若干解说，但外语地名的影响仍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解说反而有欲盖弥彰之嫌。其次，沿用1947年公布的绝大部分名称，在保持地名稳定的同时，也就保留了1947年地名译名的弊端，从而错过了相对彻底地清理外来地名的良机。不论是音译还是意译，当中外两个名称同时出现时，如西月岛（West York Island）、毕生礁（Pearson Reef）、美济礁（M ischief Reef）并排出现于《参考消息》等报刊时，国人将处于尴尬的地位，名从主人的原则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需要追寻地名语源的时候。因此，与其讳言外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不如对它们作出客观的评价。例如，一份资料说：“1857年，暹罗兵船Bangkok号到中沙群岛擅自将我国的本固暗沙名之为Bangkok Shoal。实际上，“本固暗沙”一名是1947年从Bangkok Shoal翻译过来的，类似的表述显然并不令人信服。第三，应更广泛地采用渔民习用名称，以取代外来地名。1983年公布的标准地名中，列出了129个渔民习用名称，除了48个作为标准地名之外，另外的81个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来替代外语译名。例如，1947年公布、1983年仍作为标准地名使用的曾母暗沙，1935年时称为曾姆滩，都是译自James Shoal一名，而我国渔民一向称之为“沙排”。虽然曾母暗沙屡次出现在教科书、外交文件和地图中，似乎不宜更动，但称之为“沙排”更能体现名从主人的说服力。我们的前人早就认识到，“一地之领有而不加以管理，其主权自趋微弱”。承认我国南海诸岛命名的历史真实，并不意味着对主权的放松，渔民习用地名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地名的作用也仅此为止，关键还在于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以坚强的国力为保障，实施实质性的管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30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岛礁达31个，并对其中的大部分重新命名。南海局势的复杂，更需要以我为主，建立包括测绘和地名研究在内的消除外来影响的科学保障，使之成为维护南海主权的有效组成部分。第四，地名工作的某些传统做法应有所变通。比如，对地图密级和地名经纬度问题的处理，看似缜密却难免有些作茧自缚。南海测绘英美等国早已着手，以1937年英国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Pilot）为例，其中就已标出了重要岛礁的经纬度，如Tree Island（即今“赵述岛”）位于16º59′N，112º16′E，今图所示与此并无差别。公布地名若不附精度适中的定位数据，又无相应的地图为佐证，更容易引起某些国家在名称与实体关系问题上恶意的张冠李戴。1947年公布的两个名称“八仙暗沙”、“立地暗沙”，译自Parsons Shoal和Lydis Shoal，位置在曾母暗沙以南，但1983年未予公布。如果等将来别的国家命名后再旧事重提，那么，现在这种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其弊端就将暴露无遗了。若从地理关系着眼，以“曾母群沙”之类作为一个群体名称，使其统辖曾母暗沙、八仙暗沙、立地暗沙，或者不失为一个既维持传统又面对现实的办法。第五，岛礁滩沙的命名与更名，需要以相应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力求避免不尽合理之处。例如，有的论者认为，1947年公布的“立夫暗沙”，是以陈立夫的名字命名的（1983年将其改为“中北暗沙”）。实际上，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附表中，与之对应的英文名称是Oliver Shoal，Oliver是英语中常见的男子名。如果考虑到1947年将许多外语地名节译或谐音变换的史实，则“立夫”无疑是Oliver略去起首的元音字母之后的译音，只是在选择译名用字时发生了巧合，今天看来，这个译名的改与留均无不可。为减少类似的望文生义，必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经历了由笼统到具体，由大量译写外语地名到逐渐减少外来地名影响的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研究南海地名的语源及其演变轨迹，客观地评价外来地名的形成及其对我国的历史影响，应该是当前处理南海地名问题时所需要的态度。只有对外来地名作出全面的分析，才能制定消除其痕迹与影响的有效方法。因此，既要充分认识地名在论证国家领土主权中的作用，又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某些传统的做法和思维习惯，需要适时地加以变通，这对于扩大中国地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度，为维护南海主权提供科学的证据，都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