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阮籍墓与杏花村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2-16 阅读：530 次
来源：走马观书
杨隆鑫
去年11月微信公众号“最忆是金陵”上推出一篇《西城角，曾经开满杏花的地方·杏花村》一文，文中说“这个杏花村真正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证据留在后文去说。”但该文通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该文还谈到阮籍墓，说“原来这里是晋代大名人，文学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衣冠冢”，并说“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来这里就知道它，他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写着‘晋代衣冠成古丘’指的就是阮籍的衣冠冢。”这段文字实在太搞笑，为避免以讹传讹，当时我在留言中就指出其荒谬。没想到最近该公众号又推出该文作者的一篇文章《家门口的名胜古迹》（以下简称“该文”），文中再次肯定说“阮籍是晋代名士”，李白诗句中的“晋代衣冠”就是“阮籍的衣冠冢”，“南京杏花村肯定是杜牧《清明》中的杏花村”。为此有必要也来谈谈这个话题，以正视听。
阮籍是晋代人吗？
无论是阮籍墓还是李白诗句，都涉及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晋代”，只有论证阮籍确为“晋代人”，阮籍墓才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这个阮籍墓的碑上刻的就是“晋贤”，也只有确证阮籍是晋代人，李白诗中的“晋代衣冠”才有可能被解读成“阮籍的衣冠冢”，否则，该文的这些说法就根本不成立。
图1、位于南京四十三中校园内的“阮籍墓”
阮籍是晋代人吗？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稍微翻一下相关工具书，就能查到，阮籍是历史名人，生卒年很清楚，他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他死后两年，即魏元帝成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才篡魏建立晋朝，所以阮籍是不折不扣的魏人，不是晋人，我们看到，现代文史著作中，提到阮籍时，标注的朝代都是“曹魏”、“三国魏”或“三国时魏国”，当然也有以大历史阶段统称为“魏晋时期”的。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主要活动在 “正始文坛”，他们又被称作“正始名士”，而“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所以他们都是三国时期魏国人，嵇康和阮籍一样在曹魏后期，因司马氏擅权，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过他们七人中也有人投靠了司马氏，如嵇康原来的好友山涛，为了向上爬，就投靠了司马昭，于是，嵇康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嵇康后遭人构陷，被司马昭杀害。
晋朝初期，文学一度也很繁荣，其时“竹林七贤”已不见踪影，代表人物是“二陆二潘三张一左”，史称“太康文学”，“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把“竹林七贤”归于晋代，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
阮籍墓是真的吗？
南京的阮籍墓，最早出现在明朝万历年间，据传当时有人在凤凰台畔掘地得石碑半段，曰“籍之墓”，又得半段，曰“晋贤阮”，拼起来是“晋贤阮籍之墓”。阮籍墓居然在南京，此事曾轰动一时，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质疑，作为三国时魏国人，绝无可能安葬在当时还是敌国的吴国都城建业。清乾隆年间，南京著名学者程廷祚撰文《凤凰台阮墓辨》，指斥阮籍墓之伪，明确指出“断碑之说必出于好事者传会，不足信！”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曾任江宁知县，他修簒的《乾隆江宁县新志》里也谈到阮籍墓，他认为：阮籍系陈留尉氏人，卒于魏景元四年，又二年晋受禅，又十五年，晋始平吴，阮籍怎么可能于十多年前，以魏人而葬吴地乎？指出“金陵不宜有籍墓甚明”，他还说：“凤台旁近因断碑之说立二贤祠，以祀籍与太白，甚诞，已削之”。“甚诞”就是“甚为荒诞”也，古人已很明白，可是当代却还有人信以为真。明朝末年的“断碑”没有了，居然新造了个假碑立在那里，实在不可思议。
图2 程廷祚《凤凰台阮墓辨》书影
程廷祚、袁枚等著名学者的辩驳，有力地论证了阮籍墓不可能在南京，但有人还是不死心，于是就编出南京的阮籍墓是阮氏后人在永嘉南渡后做的衣冠冢，但却拿不出任何依据，完全是揣测臆想之辞。还有人认为是阮籍的门生为纪念阮籍做的衣冠冢，也没有任何依据。我认为从时间上推断也不具备可能性，从阮籍去世到晋永嘉南渡，时隔近五十年，他的门生应该都不在世上了，即使活着，是否还能南渡都要打个问号。从六朝到明代，在我们看到的各种文献中找不到一条关于南京有阮籍衣冠冢的记载，哪怕是一点点蛛丝马迹也好，可惜没有。我们只看到在阮籍家乡河南尉氏的墓地，倒不时有文人前往凭吊，并有诗文流传下来。如果像该文说的李白看到了这个衣冠冢，也就是说在唐代，这个所谓的阮籍衣冠冢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从东晋南朝到盛唐（李白所处的时期）四百年间没有留下一点点文字呢？
事实上，我们从墓碑上的“晋贤”二字就可以断定此墓之伪，因为阮氏后人不可能不知道阮籍未能活到晋代，不可能不知道阮籍生前是反对司马氏的，在阮籍头上按上代表司马氏的“晋”，不是对自己先人的亵渎吗？如果“好事者”在制作的假碑上刻的是“魏步兵校尉阮籍之墓”，倒还让人一时难辨真伪，可以说正是“好事者”的无知让假墓现了原形。
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的“晋代衣冠”是实指阮籍的衣冠冢，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衣冠”的涵义，只说“晋代”，难道李白也认为阮籍是晋代人吗？我想如果李白在九泉之下得知有人如此曲解他的诗句定会气得大叫：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南京杏花村是杜牧沽酒处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的这首《清明》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千古传诵，家喻户晓。诗句中的杏花村成为很多地方争抢的名号。作为南京人我也希望诗句里的杏花村在南京，但我们知道杜牧在其诗题和诗句中并未点明此村在何处，历代诗话中也没有任何与此诗有关的逸闻轶事流传下来，所以很多人认为诗句中的“杏花村”是虚拟的，并非实有其地，也有不少人认为杏花村有可能在池州，根据是杜牧曾在那里做过官。认为杏花村在南京也是一说，但缺乏有力的证据。该文作者虽然也列举了一些所谓证据，可惜都是当代媒体上以讹传讹的故事，不足为凭。
如果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南京，至少宋代的著作中应该有所记载，南宋末年编撰的《景定建康志》对南京的历代遗迹都有详细记载，并搜罗前人的诗词作品附在这些名胜古迹的后面。如果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南京，该志书一定会大书特书，并将杜牧的诗收录其中，但我们在该书中找不到杏花村这个地名，元代编撰的《至正金陵新志》也同样没有记载。近年来我在搜集历代与南京有关的诗词作品，从唐代到元代，现存的诗、词、曲几乎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一首描写南京杏花村的诗词作品，说这个杏花村还是杜牧沽酒处更是无从谈起。
南京的杏花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确切的说是在明代。明《正德江宁县志》记载了南京的杏花村，它是这样描述的：“杏花村，在京城西南隅，与凤凰台相近，村中人家多植杏树，间竹成林。成化间，成国庄简公时司留钥，因视城经此爱之，尝值杏花开，命驾一赏，是后游者每春群集，遂成故事。”这应该是有关南京杏花村最早的记载，说得非常明白，南京杏花村始于明成化年间，该志在这段叙述之后，收录了明人倪谦的一首《游杏花村》诗。如果南京杏花村是杜牧曾经来过的地方，志书的编撰者一定不会放过，杜牧的《清明》诗也一定会被收录其中，可见该志的编撰者很清楚，南京的这个杏花村与杜牧诗并不相干！
图3 《正德江宁县志》书影
南京杏花村到清代已名不符实，《康熙江宁县志》就说杏花村作为赏花胜地是明朝“嘉隆盛时事也，今民居虽稠，绝无杏花，但留邨名”。
南京的杏花村是什么时候与杜牧诗句联系起来的呢？清嘉道年间诗人陈文述在《秣陵集》（又名《金陵历代名胜志》）中写道：“杏花村，在城南新桥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皆是。明代士大夫园亭多在此。《寰宇记》谓杜牧之沽酒处。牧之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夜泊秦淮近酒家’，皆在金陵作，则此说固可信也。”原来陈文述的依据来自《太平寰宇记》，据清代金陵书局本《太平寰宇记》，在“昇州”一卷中确有一段文字：“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看来这本书是把南京杏花村与“杜牧沽酒处”联系起来的始作俑者。我们知道，《太平寰宇记》是宋朝初期编簒的大型地理总志，如果该书原本确有这段文字，那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南京就是板上钉钉的了，什么山西杏花村，贵池杏花村统统不值一提。可惜的是该书中的这段文字是清代有人在翻刻时添加进去的，现残存的宋刻本、清代一些比较严谨的版本如万廷兰本、四库全书本都没有这段文字。此书在历次翻刻过程中，不断有人增添新的内容，所以到了清代，该书比原本多出了不少文字，其中就包括像“杏花村”这类后人编造的假说。因为该书影响很大，窜入其中的“伪文”确实迷惑了不少人，除陈文述外，清朝末年的陈作霖也是，他在《凤麓小志》里写道：“直东为杏花村，《寰宇记》谓为杜牧之沽酒处，信然。”不过《太平寰宇记》里的这条“伪文”，清代已有学者指出是后人妄加，后来翻印此书者有的会加注说明，有的则直接将其删除。即便是这条伪文，也说的是“相传”，并没有肯定是真的，而《家门口的名胜古迹》一文的作者却认为“肯定是”，较之始作俑者更甚之也。
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哪里？
那么杜牧诗句中的杏花村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在山西，那里的杏花村是著名的汾酒产地，有人说在安徽池州，杜牧曾经在那里做过官，南京也是其中一说，理由是杜牧曾到过南京，写下著名诗篇《泊秦淮》，但是杜牧除了出任过池州刺史外，还在黄州、睦州、湖州当过刺史，在宣州、扬州等地做过幕僚，至于他曾游历过的地方那就更多了，如果以杜牧曾经到过作为依据，那么这样的杏花村就太多了。其实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并非实指某地，这个杏花村有可能是一个名为“杏花村”的地方，有可能是开满杏花但不知名的村庄，有可能只是一家名为杏花村的酒店，诗人之所以用“杏花”，而不是用其他的什么花，也是在点题，清明正是杏花盛开的季节。
图4 位于外秦淮河畔的“牧童遥指杏花村”雕塑
杜牧在这首诗中没有留下关于杏花村的任何信息，明清时期给这首诗作注的人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比如明末清初为《千家诗》作注的王相，他是这样解说这首诗的：此清明遇雨而作也，游人遇雨，巾履俱湿，行倦而兴败矣。神魂散乱，思入酒家，暂息而未能也。故见牧童而问酒家，遥望杏花深处而指示之也。现代大多数为此诗作注的人都认为，诗中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的村名，它就是一个掩映在杏花里的普通村庄而已，所以不管是山西也好，贵池也好，所有把本地杏花村与这首诗相勾连的说辞，都是附会！
笔者认为，诗人笔下的“杏花村”不在山西、也不在池州，当然也不在南京，它就在杜牧的诗中。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有人说在北京，有人说在南京，其实都不在，它只存在于《红楼梦》这部小说里，尽管小说（包括脂批）中有不少线索可供探寻，但地点问题至今仍是困惑研究者的难题之一，有好几个地方都按小说的描写建了大观园，但有几个人认为它们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呢？杜牧的诗也是文学作品，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地点的线索，硬要说诗句里的“杏花村”在某个地方，只要是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个笑话。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首《清明》诗的作者不一定是杜牧。因为这首诗在杜牧的诗集里是找不到的，杜牧的《樊川诗集》是杜牧的外甥裴延翰所编，应该是很可靠的，之后宋朝人从多种文献中搜罗《樊川诗集》中失收的诗，编成《樊川别集》和《樊川外集》，其中还误收了不少如李白、张籍、王建、李商隐、许浑等人的诗作，却还是没有将《清明》一诗收入。清代编篡的《全唐诗》也没有收入这首诗。南宋末年无名氏编簒的类书《锦绣万花谷》倒收录了此诗，但未说作者是谁，只注了三个字“出唐诗”。最早收录此诗、并明确作者是杜牧的是谢枋得编的《千家诗》，谢枋得是南宋末年著名诗人，但有人怀疑是伪托其名，真正的编者已无从查考，包括署名刘克庄编的《分门簒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俗称《后村千家诗》）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有人怀疑此诗并非杜牧所作，有可能出自宋人之手。但目前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作者是杜牧，因为毕竟有《千家诗》为证。应该说这首诗确是好诗，奇怪的是很多著名的唐诗选本都不选它，比如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代的《万首唐人绝句》、《唐诗三百首》，现代人编的《唐诗选》（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选注、马茂元选注两种）、《千首唐人绝句》（富寿荪选注）、《杜牧诗选》（缪钺选注）等，或许就是因为不能肯定其诗是杜牧所作吧。
余论
关于地名与古迹。有人说，很多地名传说都不是真的，但照样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地名与古迹是不同的，地名可以源自古迹，也可以源自民间传说甚至神话故事，其实有很多地名故事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无从查考也无须查考，比如聚宝门（今中华门）下埋聚宝盆的故事，实际上聚宝门的得名是因聚宝山（即雨花台），与聚宝盆无关。此类传闻对于地名文化来讲无伤大雅，而且还可增添趣味。而古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是不能胡编乱造的，有的古迹虽已荡然无存，但在古代文献中还能找到蛛丝马迹。如果找不到任何可资佐证的实物或文字，或在仅有的证据中存在明显错误，这样的古迹就值得怀疑了，而后人凭空编造的古迹就更要辩别清楚了，绝不可当成真实历史加以宣传，误导大众。
关于“昭明读书台”与“杏花村”。有人举很多地方都有“昭明读书台”为例，说明多地有“杏花村”也是正常的。因为昭明太子不可能到这么多的地方去读书，很多“昭明读书台”都是假的，不也照样成为古迹吗？的确如此，有些地方昭明太子是否去过都很难考证，是否真有读书台就更说不清楚了。其实这些“昭明读书台”大多是后代文人为缅怀昭明太子编簒《文选》之功而修的纪念性建筑，时间久了也就成了古迹，我们看到不少“昭明读书台”都有怀古诗歌，这一点是附会杜牧沽酒而名的杏花村不可比拟的，而且只要昭明太子去过的地方都可能有读书台，但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假如真有所指）就不可能有几个，因为它违背常理。
前文说过，南京的杏花村是有文献记载的古迹，但与杜牧诗并无关联，清代还有杏花村这个地名，后来连地名也没有了。要恢复这个古迹，就应在其原址上广植杏树，再现春季繁花似锦的美景，使其重新成为南京的一处赏花胜地。如果把子虚乌有的“杜牧沽酒处”作为宣传的重点，就让一个原本真实的古迹蒙上了虚假的阴影，得不偿失。
2021年4月3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