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12-17 阅读：430 次
来源：江西地名研究
邓慧蓉
[摘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存在形式，文化内容的特点常常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地名属于语言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的认识成果，积淀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探讨地名和文化的关系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项研究内容。从地名和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的关系来看，中国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地名；文化；思维方式；社会心理
探讨地名和文化的关系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项研究内容。地名作为语言词汇中的一个成员，和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地名现象纷纭复杂，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地名的产生、形式结构和发展演变等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每天都要和地名打交道，对地名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实际上，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积淀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地名和汉族人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关系，进而揭示地名的文化内涵。
一、地名反映出人类认识事物从特殊到一般的普遍规律
人类学的调查告诉我们，原始状态的人群的认知都是从特定的个体事物开始的，然后才慢慢有了类别的名称。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见闻有限，就会把居住地附近的那座山或那条河看做是惟一的山或河，以后，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看到别处也有类似的山或河，于是就用“山”或“河”给它们命名，同时加上一定的限制词与原先的山和河相区别。我国历史上“河”和“江”的演变正是这种情况，“河”和“江”本来专指黄河和长江，如《诗经·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后来则都变成了河流的通名。影响大的事物一般会成为同类事物的代表，这正是“河”和“江”成为河流通名的原因。黄河和长江分别是北方和南方最大的河流，对农业生产乃至生命财产有重大影响。
二、地名与“直观”的思维方式
直观是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是直观感受到的该地的外部特征。人们凭着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摄取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特征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有五峰，极高大，屹立如人指。”该书还说：“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湖、七星岩、日月潭、峨眉山等，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连自身的器官都联系起来了，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还通过广泛使用颜色词给人以视觉上的直观感受，如红水河、长白山。地名中有的是因声音得名的，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另外，宁夏的苦水沟、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冷水江、温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三、地名与重视方位的心理
中国人对方位词有特别的爱好，中国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中央之国”。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我国的省名、市名、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如山西省、淮南市、阜南县。
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相互对应是中国方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张清常先生说：“在北京街巷名称中，在全国地图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是一个意思，而且相互对应。在我国的兄弟民族地区往往更习惯用左右前后表示东西南北。”在北京市，东直门、左安门在同一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在东，右旗在西。我国地名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一致无疑是来自坐北朝南的居住习惯。
在市、县地名中，用得最多、最能体现汉民族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阳”二字。我国地处北半球，山脉多数是东西走向，当太阳照射时，南坡受光，北坡背光；阳光照在河上的情况正相反，我国多数河流也是东西走向，但由于河身低于地面，当太阳照射时，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了“山南属阳，山北属阴；水南属阴，水北属阳”的朴素认识，并根据某地与附近山水的相对位置，用“阴”、“阳”二字为地方命名。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市、县的专名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100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10个，如淮阴、江阴。古人认为，“阳”字是个好字眼儿。在大千世界里，“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阳喻暖，阴喻寒，阳主明，阴主暗，人们喜暖避寒、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四、地名与重宗族的心理
中华民族历史上把宗族看成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广大农村长期处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诸如刘庄、李家村、王家屯、郭家营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
高阁元先生曾对几个省的县地名志做过抽样调查，他的结论是：“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15%，一般约在30%～50%之间。”
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地名来源于姓，同时，一些姓则来源于地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姓来自国名。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名如齐、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2)姓来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忿生后代因此姓苏。(3)姓来自乡名。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后代因乡名而姓陆。(4)姓来自山、河名。如济姓来自济水，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崂山)。实际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于时代的变迁，叫“张家村”的未必都住姓张的人，但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还是以地名作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做宗族的标志，想光宗耀祖、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五、地名与追求安定的心理
历史上的中国，战乱不断，烽火连绵，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于是，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安宁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地名中也表露出来。
我国的许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宁”等类似的词语作为地名，表达人们盼望和平、安宁的愿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民群众都希望拥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们在命名时总少不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另外，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从前叫无定河，常常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为使它安定下来，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又如，河北省有一条瀑河，河水湍急，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如宁波(浙)、镇海(浙)、江宁(苏)等。
六、地名与追求吉祥、幸福的心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吉祥、幸福的生活，并把语言符号当做幸福、健康、长寿、兴旺发达的象征。人们认为，经常说祝福的话、吉利的话就会产生逢凶化吉的神秘莫测的力量，因此，取个吉利的名字，办喜事时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幸福”便会如意降临。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寿”、“康”、“福”、“禄”、“昌”等字眼儿，寄寓良好的心愿。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永寿镇、长寿路、万寿山等。人们借助语言来满足趋吉避邪的心理，有时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对应关系，如果二者和谐，就住在这里，如不和谐，要么迁居，要么更名。像姓于的愿意住在地名中带有“沟”、“河”、“渠”的地方，因为“于”和“鱼”谐音，这样好比鱼儿得了水，日子会越过越好。
七、地名与以“双”为美的审美心理
中国人崇尚对称和谐，把成双成对的现象看做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送礼要送双，办喜事选日子喜欢选双日，结婚要贴双喜等等都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人们选词用词时也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是单音节词汇比重日趋下降，双音节词汇逐渐增多，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汇已占有绝对优势，约占70%左右。地名作为词汇中的一员，也以双音节为主。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支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在地名中，为了满足语流对音节的要求，有时加入助词来凑足音节，如《山海经》中凡“××山”、“××水”大都称作“××之山”、“××之水”，但“×山”、“×水”从不称为“×之山”、“×之水”，“之”的双音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吴”、“句容”、“於潜”则是加入发语词“句、於”以达到双音化的目的。现代汉语地名，如果专名是双音节的，在称说时往往不加通名，如河北(省)、北京(市)、昌平(县)；如果专名是单音节的，在称说时一般不省略通名，如淮河、通县、泰山。
八、地名与避俗求雅的心理
谐音取义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方式，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雅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据明、清有关史料记载，北京一些胡同是以有生理缺陷人的特征、牲畜的某个部位、服饰、器物等命名的，如哑叭胡同、羊尾胡同、裤子胡同、烟袋胡同等。这些胡同的名称，多半是由于其时其地有这样的人或物，邻里相传遂成地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谢，这些地名就显得十分庸俗，为人们所厌恶。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人们利用谐音，使原地名获得了新义，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哑叭胡同——雅宝胡同，羊尾胡同——扬威胡同，裤子胡同——库资胡同，烟袋胡同——燕代胡同。
人们还利用谐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长城脚下有一个关隘重地，叫“杀虎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里曾是各民族争夺的古战场，中原汉族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汉族地主政权占领了这里时，为炫耀胜利，便称其为“杀胡口”。后来，胡汉民族对抗的历史结束，人们用谐音字“虎”代替了“胡”。
九、地名与图腾崇拜的心理
图腾崇拜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人们对雷、电等自然现象还不能充分认识，由此产生一种惧怕、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视作神灵，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乞求于这些神灵。每个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种神灵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蛇、虎、鹤、鱼以及虚拟的龙、凤等形象都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图腾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
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把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是民族的祖先，因此，中华民族喜欢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成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成公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预注：“龙为春秋时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自春秋以来，各地都有带“龙”字的地名，如辽宁的龙首山、福建的龙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国地名录》收词32000条，以“龙”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条。“凤”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的玄鸟指的就是凤。凤有美丽的羽毛，历来是祥瑞的象征。带“凤”的地名也不少，如：凤阳、凤县等。今福建省简称“闽”，与当地对蛇的崇拜有关。《说文》中指出：“闽，东南越，蛇种。”古代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并用来作为地名。又如重庆市巴县，古时为巴国，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说文》释“巴”为：“虫也，或曰食象蛇。”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崇拜。
十、地名与宗教信仰的心理
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也给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产生于中国，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死，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这在地名中也有所反映。那些终年云雾缭绕的山峰，常以仙字命名，如九仙山、仙居山；有的地名与神仙故事有关，如神女峰、仙人渡。
佛教宣扬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灭一切欲望，抛开烦恼，才能进入极乐世界。佛教自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不但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也被广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视为一种精神寄托。正如史有为先生所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像佛教文化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与这种新意识、新文化伴随而来的则是一大批新词语……它们在2000年内所起的作用却是磨灭不掉的。”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和尚塬(陕)、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河北的石经山与佛经的刻写有关。
中国的地名浩如烟海，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为地方命名这一行为，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受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往往渗入了人的主观意愿、情感和态度。地理区域本来没有名称，名称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因此，地名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