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门学科都是在实际需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地名学也不例外。在我国，地名研究源远流长，而作为一门现代严格的地名学，则是近年来才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地名普查的开展，各级地名机构的设立，以及1979年地名刊物——《地名知识》的公开发行，更加速了地名学在我国形成的进程。今天已有数千种地名志发行，近百种地名专著及文集的刊布，十余种少数民族语地名译音规则及外语地名译音规则的制定，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开设了《地名学讲座》，1984年《地名丛刊》相继创刊发行，各地陆续成立了地名学研究会和刚组建的中国地名学研究会，这些迹象可以说都是地名学形成的标志。
在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刊物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地名知识》正创刊于地名普查之际、我国地名研究繁荣发展之初。它是联结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地名工作者的纽带，起到了传播地名知识，探讨地名学理论，争鸣地名学性质，交流地名工作经验，评述地名学成果，介绍专业名著和名城，是读者、作者和编者相互了解的桥梁。这对于还处在未臻完善过程中的新兴学科——地名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地名知识》自1979年第三期公开发行至1987年第一期止，在近八年的时间里共发行了43期。先后开辟了论丛、研究、考释、革命根据地区划沿革、地名与旅游、地名工作、争鸣与探讨、相关学科、地名学讲座、国外地名译文、古代地名著作介绍、地名与教学、地名与古迹、历史文化名城、书评、地名与建设、名词解释、经济特区与港口城市、资料、信息、文摘等三十多个栏目。可谓集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于一刊。
该刊在地名工作方面，及时地发表了关于地名普查的总结及工作报告，提出存在的不足，强调工作重点和改进的方向，推动了地名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地名学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和探索性的文章。如郭敬辉的《地名学和地名工作》，陈桥驿的《水经注与地名学》，王维屏的《地名学浅说》，许辑五的《试论地名学的性质》，王际桐的《试论地名学的基本概念》，刘盛佳的《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名学》等。丁夫的《努力发展中国的地名学》一文，是大百科全书地理卷地名学词条审定会的会议纪实，总结了我国一些学者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并更具客观性的观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地名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同时还发表了几篇同《试论地名学与语言学》一文争鸣的文章，活跃了学术空气。
在地名与相关学科方面，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并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如李宝田的《地名与北京的环境变化》，杨煜光的《十二生肖与云贵地名》，范玉梅的《地名在民族研究中的作用》，刘光禄的《略论地名与方志》，高阁元的《姓氏与地名》，郁越祖的《年号与地名》，高长江的《地名学与社会语言学》，曾世英的《试论地名与地图的关系》，陈竟的《历史上地名用字的讳与嫌》，祁庆富的《古代农村公社与地名》等等。这些文章既通俗易懂，又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价值。
另外，该刊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地名异读音、地方用字和规范化方面的文章，促进了我国地名标准化的发展。地名沿革、语源及由来的考证，是本刊非常重要的内容，并占了很大的篇幅。其涉及范围之广，包括了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名。这对于地方历史、地理、语言、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该刊还用了一定的篇幅，发表了关于国外地名特点和研究动态的文章。如褚亚平的《日本地名研究梗概》、牛汝辰的《日本近年地名文献三种》、唐茂恒的《美国的地名标准化》、王际桐的《苏联地名工作梗概》、王叔萍、唐茂恒的《加拿大地名研究概况》、李光斌的《阿拉伯地名纵横谈》、周定国的《伊朗地名的更改》等。这对于我国读者了解国外动态和成果，对比不同国家研究的内容及进展情况提供了方便，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更值得一提的是，《地名知识》举办了十期地名学讲座。如，杜祥明的《什么是地名》和《地名学概述》，李如龙的《地名的分类》，褚亚平的《地名与地理的关系》、曾世英的《地名的译写和单一罗马化》、李汉杰的《我国地名普查工作的梗概》、刘盛佳的《地名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王际桐的《我国地名标准化》和《地名国际标准化》、周定国的《谈谈外国地名的翻译》。这十讲叙述了地名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反映了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的基本现状，对于有志于地名学研究的同志，提供了入门的教材。
《地名知识》除了对古代地名著作简述外，还发表了一些介绍我国在地名研究上有卓越贡献的知名学者的文章。如牛汝辰的《曾世英与中国现代地名学》、邹逸麟的《谭其骧论地名学》、吕以春的《陈桥驿论地名学》，何报侠、李蕃多的《穆晔骏与满语地名研究》、赵培成的《清代著名学者徐继畲关于一些县名的论述》等。
《地名知识》的另一个特色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方面的文章，笔者在1986年第5期上发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综述》一文，文中提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刊登于此刊上的。因此，作为我国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地名杂志，其成绩和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随着地名学在我国的兴起，我国地名学，特别是应用地名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而理论地名学则较薄弱，正面临自身及外部的挑战。人们已开始感到，理论地名学在现代学科的边缘步履维艰。而地名学在国外，特别是日、苏两国，在60年代就异军突起，类似《地名学导论》《普通地名学》及各地区域地名学论文集及专著纷纷问世，70、80年代开始形成地名学的学派，出版了诸如：《地名地理学》《地名学原则》《什么是地名学》《为地理学服务的地名学》《日本地名学》（地图篇、科学篇）《地图与地名》《地名学理论》《地名学研究》（杂志）等等不计其数。因而相比之下，我国理论地名学还没有自己的专著，为了使我国地名学走在世界前列，就需要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而笔者认为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花些气力。
（1）地名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继续对地名学的对象、性质、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在我国还存在着许多分歧，还没有广泛开展争鸣。许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带有各自学科的局限。今后应着重研究的是地名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名学的边缘学科，以及地名学的形态和地名的融合等问题，这些都是地名学的基础理论框架。
（2）对地名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研究。仅仅注意普遍现象的研究是不够的，特殊现象也反映其发展趋势，并丰富地名学内容。所谓特殊现象，是指个别区域的地名所特有的现象，如突厥语地名中存在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现象，壮侗语地名存在的通名位于专名之前的现象，民族杂居区存在的地名融合现象等。这些特殊现象的研究至今还很薄弱，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因为它对于健全我国地名学，探索地名规律有重要作用。
（3）在认真总结我国地名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地名学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每一项研究工作中去。
（4）开辟新领域，形成我们的理论学派，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争鸣。在探索和争鸣中才能发现真理和规律。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希望《地名知识》能经常开展这样的讨论争鸣活动，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同时，努力造就和培养理论地名学的第二、第三梯队，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5）及时介绍和吸收国外理论地名学的先进成果，培养外语人才。在介绍和吸收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创新目的，使我们的地名学更健全。
（6）加强我国地方地名通名的研究，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对于民族、语言、方言、地理、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而目前大多数只注意常见的普通的通名，而对于地方性的，不常见的地名通名则缺乏研究，而这些通名尤其在南方大量地存在，因而也应多花气力。
《地名知识》公开发行近八周年了，虽然其作用在我国地名学的发展中是举国瞩目的，但还面临许多弱点等待弥补，期望今后能加强以上几方面研究成果的刊布，多发表一些具有我国学术水平的论文，以便早日走在世界的前列。
原刊《地名知识》1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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