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长征地名空间分布的关系研究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4-22 阅读：451 次
来源：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道路是串联城乡的接线，道路名称展示着地名景观的文化特征。将长征道路地名与地形地貌、水系结合研究得出,红色文化对道路地名的文化指向功能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长征行军路线和停留时间受高原和河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孕育了红色文化，也促进了长征地名点的集聚；沿线长征地名点密集分布佐证了长征过程的艰难,非沿线的聚集则与长征路线无直接联系。串联沿线省份长征道路地名点得出的近似长征路线，验证了原有路线，为继续挖掘“红军走过的路”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红色文化；长征；道路地名；数理统计；核密度分析
地名是人类群体活动、经济开发和区域文化进程中的集中体现。道路连接城乡，联通古今，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具有展示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的作用。本文将道路地名蕴含的指示方位以外的信息定义为文化指向功能，即道路地名除指示方位之外的其他含义。如“长征北路”，除了指示该路通往北边，还表达了对长征的纪念意义，或者是激励人们传承弘扬长征精神。长征地名如璀璨明珠点缀在中国大地，闪耀着红色文化的光辉，以长征精神坚定国人文化自信，丰富区域红色文化，提升城市形象。
产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产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方面的总和。长征作为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相伴而生的长征精神是矗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中的丰碑。“北上抗日”方针让长征由初期的战略退却转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绘就了由西进拐向北上的曲折路线，也在沿线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从学科角度来看，研究长征的学者多来自文史学界，他们主要对长征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定性研究，少量是涉及经济学的定量研究。如李单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长征精神的文化价值和科学内涵；王守坤从经济角度出发，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作为政治资源禀赋的长征事件对我国县域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身份与县级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长征的地理学视角研究较为缺乏，亟需补充丰富。地理学的宏观研究有助于揭示长征地名的空间特征，为跨越时空传承红色文化、创新传播长征故事、发挥长征历史教育意义“铺路搭桥”，为地名文化在坚定“四个自信”、拉动区域经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有关道路名称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城市街巷地名空间特征、城市道路地名演变、城市道路名称体系构建、路名规划的方法等，主要关注点在城市道路名称上。王彬基于GIS分析了广东地名景观，张晨杰以上海老城厢道路街巷为例探析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薛敬敬讨论了临沂市道路名称与沂蒙文化的关系。将道路地名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结合研究，GIS的分析功能在地名研究中得到了运用。从研究程度和研究方式来看，已有学者将道路名称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特色文化进行综合性定性研究，但缺少红色文化与道路名称的专门研究和定量研究。
目前，国内已命名道路基本属于城市道路或公路，乡镇内的道路多为无名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和城市扩张，道路命名和路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研学旅行和素质拓展活动的方式重走“红军走过的路”，让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利用，也打造了特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亮点。“长征路”“长征大道”等道路名称的文化指向功能，是红色文化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本文从长征道路地名角度研究红色文化，结合数理统计结果，通过ArcGIS的可视化和分析功能，研究蕴含“长征”的道路名称和其他类地名，架起道路名称与红色历史的联系桥梁，剖析红色文化对长征沿线及其他地区的影响，为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提供理论支持。
一、长征地名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资料来源：1980年和2014年两次地名普查提供了研究的基础数据，国家地名数据库开放便利了数据搜集。文中地名数据的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信息来源于民政部中国地名信息库，经纬度数由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查询得到。由于普查工作繁复，数据收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期间(2014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新增道路或新命名道路数据存在少数遗漏现象，但不影响本研究阐述的大体分布情况。中国地图(1∶2400万)和中国地势图(1∶1600万)下载自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平台，长征路线和沿线省份名单根据新华社、人民网等国家权威网站公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获得。沿线省份的河流、海拔高度以及中国省级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公布的相关数据，并且在ArcGIS软件进行了提取处理。
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基于ArcGIS的核密度估计法(KDE)。核密度估计法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把距离较近的对象赋予较大的权重，可以直观并定量分析赋值对象的空间规律，准确表达地名点的空间分布状况。数理统计为ArcGIS软件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
前期，借助研究人员所在单位的省部级红色文化研究科研平台，辅之文献研究和互联网查找，了解长征等史实史料，掌握道路修建命名的背景。随后，在国家地名信息库内，选择“长征”做关键字，以精确查找和模糊查找相结合的方式，搜索全国范围内(港澳台数据暂缺)的交通运输设施类地名。筛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城镇交通运输设施类地名和公路运输设施类地名，按照地名信息库记录的道路等级对道路名称进行记录和分类。以同样的范围搜索含“长征”的纪念地、遗址、风景区、行政区等类别的地名，并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利用经纬度拾取系统一一配对经纬度。所有数据校准后，制成数据表，通过ArcGIS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长征地名空间分布规律。
(一)全国“长征”地名点可视化
经ArcGIS可视化后，长征路线如图1所示。按长征时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为14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长征时，红二、六军团突破封锁线，主要在原西康省区域内活动。1955年撤销西康省时规定，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形成了西藏与四川仅一江之隔的局面。据此，将西藏划入长征沿线省份。人民网公布的长征路线图显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经过四川阿坝，但不经过青海省，所以本文将青海省纳入非沿线省份。1935年10月，有少量中央红军从福建长汀出发。因长汀与江西同属于东南丘陵，地形相似，后文不单独进行分析，所以此处未把福建纳为长征沿线省份。
数据点聚合趋势表明，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等红军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组成的长征路线蜿蜒曲折。从行进方向来看，总体上是先西进，后北上，与有关研究的描述相符。迂回的路线直观地反映了红军长征胜利的艰难，诠释了长征精神“勇往直前”的内涵。
将全国“长征”地名点分布以地图形式展示，能增加空间感，让分类更加清晰，如图2所示。本文统计的全国“长征”地名点类型包括乡级行政区、纪念地(人物、事件纪念地)、公园、寺、广场、桥梁、道路、遗址和风景区九大类。其中，位于湖南省的长征庵是唯一一个含“长征”的寺类型地名点，在全国地名信息库中明确记载“地名含义：纪念长征”，以寺庙命名纪念历史事件的现象并不多见。地名系统中，自然村和居民点名称含“长征”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因命名缘由和命名时间等信息不完善，不易判断是否与长征有关联，故本文未进行统计。
空间分布上，全国“长征”地名点总体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分布在东、中部长征沿线地区，且有集聚现象。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地名点密集，并且类别比较齐全。浙江、江苏的桥梁类地名点较多，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这与江苏、浙江处于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情况相符。黑龙江境内道路类地名数量较多，但在区域内呈分散分布。
经过搜集筛选，最终统计到“长征”道路地名225个(如图1)，占数据总量(343个)的52%，过半的占比能够集中反映长征及长征精神对道路地名的影响。按地名类别来看，“长征”桥梁地名有112个，占总量的26%，超过“长征”纪念地地名。查阅史料可知，红军长征过程中，既要抵御敌军，还要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湘江战役、强渡乌江天险、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战斗，不仅反映了长征进军的艰辛，还体现了沿途山高水险的自然环境，生动诠释了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在某一区域内的迂回激战，让红军在山间水边停留修整，保存实力，成就了现有的72个“长征”纪念地和11个“长征”风景区。据统计，为保持遗址风貌和明确纪念意义，上述纪念地和风景区基本上分布在乡镇之中，少量大型纪念馆位于城市。城市中含“长征”的公园或广场常紧邻纪念馆而建，兼具休闲娱乐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由于本文的数据主要使用“长征”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获得，所以存在地名与长征有联系但并未纳入统计中的情况，但对研究的成果代表性影响较小。
(二)数理统计结果
1．道路名称与道路等级
我国按照使用特点，将道路分为城市道路、公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和乡村道路。城市道路等级分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级，公路按其在公路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本研究将符合要求的道路遵循以上原则进行分类统计。从道路等级来看，除省道未有记录外，其他等级道路均有记录。史料证明，出于军事安全方面考虑，红军一般避开城镇选择乡镇行进，在必要情况下才攻占县城，驻扎城内。由此推测，乡镇中“长征”道路地名应该比城市的数量更多。但统计中，含“长征”的主干路(65个)、次干路(69个)、支路(68个)名称数量均在65个左右，快速路、县道和专用公路各1个，乡道仅20个。城市道路名称中含“长征”的总共203个，占道路总量的90%，现实情况与推测明显相反。
究其原因，有同等面积区域内城市道路网密度比公路网大，以及城市道路标准化命名工作开展的比乡镇更早。除了部分在建或者规划中的新城区道路未正式命名，老城区道路已在两次地名普查中进行了地名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处理。乡镇主要公路按照原交通部《公路路线命名编号和编码规则》规定，以线路起讫点进行命名。为避免重复，公路名中恰好含有“长征”的数量较少。此外，在城市内人们需要依靠道路名称来指示方向和位置，而乡镇村民由于熟悉周边环境且居住分散，习惯于通过居民点名称来定位，对道路名称的需求并不强烈，所以乡镇道路里多为“无名路”。加之乡镇发展速度慢于城市，区域扩张范围较小，道路改扩建较少，公路增加不多，于是导致了总量上的差距。最主要的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红军长征部队兵分多路且路线曲折，基于现有的资料难以论证当年行进的具体路线，所以乡镇山区中仍有红军走过的路“默默无名”。
由统计结果归纳得出，路名的主要结构是“关键词+表示道路的词语”，辅以方位词和序数进一步明确位置。如表1所示，城市道路名称以关键词与(大)街、巷、胡同、路、大道组合为主，次干路和支路名称多为主干路的衍生名。公路中县道、乡道常以“起讫点+线/公路”或“起点+讫点”命名，专用公路多以“起/讫点+线/路”“起点-讫点”或“起点-讫点+公路”的方式命名。行政区划随时代发展而调整，所以公路名称对于连接的变更地而言也是一种历史见证。
道路作为线状地物，集点成面，构成和划分区域。我国的法律规定以具体的工程指标来区分道路等级，而不是以名称划分道路等级，所以道路名称与道路等级无明显相关关系。在现实中，我们无法从道路名称中直接判断道路等级。因为名为“长征路”的可能是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也可能是专用公路。一般来说，道路名称选择“长征”做关键词，主要是表示纪念缅怀和以长征精神激励人，文化指向功能较强。由于文化强大的包容力，道路名称既可影响周边地名，也可受所在区域地物的影响。于是道路通过连接的点状或面状地物展示了区域整体特色和风貌，发挥了“放大镜”和“显微镜”的作用。
2．“长征”地名与省份
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长征和长征精神的知名度与影响力。2014年12月31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始，2018年12月31日民政部开放全国地名信息数据库，本文数据得以采集。图2显示，虽然地名普查期间全社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但“长征”地名仍未实现全国分布，北京、青海、西藏仍无记录。数量上各省分布不均衡，贵州42个最多，天津1个最少，极差较大；位居前三的均为长征沿线省份，处于末位的恰好是非沿线省份。作为非沿线省的黑龙江以34个排在第四位，其中道路地名27个，桥梁地名7个。黑龙江省“长征”道路地名称规律性较明显，多为“长征+序列数+胡同”或“长征+方位词+序列数+路/街”。如从“长征一胡同”一直到“长征六胡同”，“长征南二路”和“长征北二路”，“长征东二街”和“长征西一街”。又因北上抗日队伍在该省战斗过，导致后来出现了村庄改名为“长征村”，所以通往长征村的支路和乡道含有“长征”较常见，导致了含“长征”地名点非常多。
北京作为一个开放的都市，其地名形成原因多样，主要与历史因素、思想观念、世俗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北京属于长征沿线地区，作为中国的首都，行政区域固定，地名不轻易变更，缺少“长征”道路地名不难理解。西藏和青海无含“长征”统计记录，可能与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名记录资料不完善有关。
(三)核密度分析结果
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含“长征”地名核密度在0～0.149个/㎢范围内，总体密度较低。按核密度将相应区域分为核心区(0.1116～0.1488)、高值区(0.0744～0.1116)、较高值区(0.0372～0.0744)和低值区(0～0.0372)。核密度核心区域在贵州省内，核密度高值区在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黑龙江南部小片区域、江西省南部和湖南省西南部是核密度值较高区，其他地区为低值区。低值区省份中，甘肃、宁夏、山西、湖北四省密度明显比其他省更高。翻阅历史可知，低值区中密度较高的四省曾经都是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经过红军的宣传，长征精神在根据地内发扬光大，“长征”地名点也由此扩散。
排除由于特殊原因导致核密度值偏大的江苏、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结合长征路线来看，长征沿线省份(区域)的核密度总体比非沿线省份更大。本文统计的“长征”地名中52%是道路地名，结合道路的文化指向功能可以认为，长征对地名的影响可以由道路名称来体现，红色文化对“长征”道路地名的分布影响显著。
二、地理因素对长征的影响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五岭”是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的五个山岭。乌蒙磅礴、岷山覆盖千里雪，诗句记录了长征克服的恶劣自然环境。红军长征需要面对的既有艰难的军事斗争，也有艰苦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挑战。如表2列举了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和重要会议。
结合表2和长征沿线省份地形地势及河流分布数据，中央红军队伍从瑞金出发时是秋天，突破四道封锁线，结束湘江战役，历时近半个月。由丘陵进入高原时已是冬天，严寒天气让跋山涉水的行军更加困难。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长征队伍在贵州、四川境内还需要跨过湍急宽阔的岷江等大江大河，翻越高大险峻的横断山脉，携带武器走过草地和沼泽地，多变的地形条件让红军举步维艰。
据表2列出的时间计算，自1934年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四渡赤水胜利，红军在贵州境内停留近3个月。长征转折点“遵义会议”旧居旧址是“长征”地名的集聚核心。长时间驻扎战斗留下的遗迹，经政府开发建设，现在已经打造成了风景区和纪念地，其名称成了“长征”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寒缺氧的高原是长征必须克服的又一大障碍。1935年3月跨过赤水，到1935年5月9日巧渡金沙江，红军在云贵高原行军近2个月。五次较大战役发生在四川省境内，加上高原、雪山和草地等复杂的地理环境，红军伤亡巨大。为纪念牺牲战士，人们在战斗遗址建立纪念馆，树立纪念碑，全国“长征”地名点分布数据可以佐证。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都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大江大河作斗争的英勇事迹。结合长征沿线省份地形地势和河流分布，从地理角度的解读是，丘陵和高原之间的沟壑汇聚周边的水流，形成了迅猛危险的江河，组成了密集的河网。因原本有的桥已被敌军占领，红军要么自己架新桥，要么通过战斗夺回通行权。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会让行程减慢和部队有伤亡。这是四川和贵州境内“长征”桥梁、纪念地和遗址地名连续集聚的原因之一。当时条件落后，难以获得水文信息，对于红军长征渡江过河来说，又增加了一块“绊脚石”。
综上所述，长征整个过程经历了两个冬天和两个春天，严寒多雨的天气条件增加了行军的难度。在突破封锁线行进途中，红军经过了山地、盆地、丘陵、高原。翻雪山、过草地不仅要挑战生理极限，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军事形势和复杂的地形地貌，让长征受到军事和自然的双重阻碍。这既造成了牺牲，同时也孕育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在沿途留下了红色文化的印记。高山林立，河水湍急，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长征路”“长征桥”记录了这段光辉的历史。总之，自然地理环境对长征有不利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让部队在某一区域内长时间停留。因此，长征沿线地区“长征”地名数量是非沿线地区的倍数，地名点的类型也更加齐全。由此推出，红色文化与长征地名的出现存在关联；红色文化对长征道路地名的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
三、研究结论及展望
数理统计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长征地名点与长征发生地存在空间联系。虽然纪念长征或以长征精神表达美好愿望的地名点未实现全国覆盖分布，但核密度分布仍存在核心区、高值区、较高值区和低值区，且长征沿线省份(区域)核密度总体大于非沿线省份。江苏、浙江和黑龙江三省核密度值偏大与长征线路分布无关，与所在地形和道路命名习惯有关。
长征事件发生的地域性对拥有长征地名的数量有影响，但不决定长征地名的存在与否。基于长征路线覆盖的主要是乡镇，由此推测乡镇中长征道路地名要比城市在数量上更多，但全国地名数据库搜索结果与推测情况明显相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我国道路命名管理法律法规、城乡发展不协调和城乡居民对道路地名的需求不同有关。
长征道路地名的集聚分布可以佐证，长征进程受到了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长征时的天气状况和所经区域的地形地貌、水系减缓了红军行进速度，但驻扎修整和军事斗争促进了沿线地区长征地名的形成，赋予了“红军走过的路”明显的文化指向功能。道路将桥梁、纪念地、风景区和遗址等串联形成区域，道路名称聚合反映了周边地物的特色。长征沿线省份长征道路连接其他类地名点，形成了长征事件主要发生地，充分发挥了道路地名的文化指向功能。
全国地名信息库地名搜索结果不包含经纬度，这对地名成果转化运用难免有所影响。本研究地名经纬度由百度地图查询得到，虽与实地测量的经纬度有出入，但不影响大尺度的空间分布规律归纳。以现有的研究来看，红色文化与道路地名的相关研究不多，在定量研究上更是缺乏，今后地理等学科应深入开展有关研究。就长征而言，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何种地形地貌影响最大、如何影响等课题的定量研究意义深远。长征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附带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巨大，学科交叉研究也将大有可为。
“要想富先修路”，在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中早已不是一句口号。道路已不单只有交通功能，经济带动、文化指向等功能在新时代也被赋予。长征路线中的乡镇规划好“长征路”，增加道路的“长征”文化内涵，是走好新时代新长征的开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保护好“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既是保护红色文化资源，也是将红色文化影响力最大化发挥的必经之路；利用好“长征路”可以提升地区的红色文化底蕴，打造特色红色文化景区，扩大区域知名度；发掘好长征文化资源，借助研学旅行等新式教育手段，有助于在新一代中国人心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进而促进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更加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