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关心地名工作的？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1-14 阅读：457 次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心我国的地名工作，虽然他已离开我们近40多年了，但他对地名工作的关心，仍激励我们后人去努力工作。

1951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以及《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

1964年，内务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以下五类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更改意见：一、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二、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三、以乱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四、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五、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县、市以上地名和对外有关系的重要山、河名称。

1971年，周总理又指示，用汉语拼音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以适应国内外需要。

1973年，联合国秘书长致函我国政府，邀请我国派人参加第五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外交部根据当时的情况，就关于出席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有关问题，向国务院作了请示。请示报告中写道：“要在作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改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人名、地名作为统一规范。此项工作待国家测绘总局恢复后由总局抓。”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恢复国家测绘总局的建议。”

为了贯彻周总理的批示，1974年，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地名研究室，配合地图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张1 ：600万比例尺汉语拼音字母版地图及索引。

1975年3月，我国首次派出专家，参加了第六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会上，我国地名专家正式提出了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作为国际标准方案，得到多数专家的同意。

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也很重视地名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作用。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但六十年代初，印度政府却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对这一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962年11月15日，周总理在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部分是用藏语命名的。例如，人们在这里把河叫‘曲’，娘江河叫‘娘江曲’；把山口叫‘拉’，色山口叫‘色拉’；把地方叫‘隅’，门地方叫‘门隅’。这里的行政设制是同西藏其他部分一样的，基本的行政单位叫‘宗’，例如，申隔宗、德让宗。”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搞“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北京城近郊区改名的街巷就达400多。1971年，北京市在万里同志主持的“路名整顿小组”的领导下，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更名的街巷名称进行了清理，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原名，如“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红日路”恢复为“东四北大街”等。

周总理还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名称，编成了一首令人难忘的地名诗：

两湖两广两河山，

五江云贵福吉安，

四西二宁青甘陕，

还有内台北上天。

原文发表在《中国测绘报》1995年5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