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普查后如何做好这三件事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1-13 阅读：600 次
来源：地名笔谈
商伟凡
2017年8月，据说是全国地名普查办公室推荐，《辽宁日报》记者王敏娜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话题是普查之后如何治理地名乱象、传承老地名与地名信息系统建设；随后，我的言论与当地实情相糅合，作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辽宁系列报道”分三期发表。今视国内地名工作进展，自己当年的立场、观点、方法似乎还有参考价值。
一、整治地名乱象不能鲁莽行事
地名，并不仅仅是地理符号、方位坐标，而是各个地方首要的标识、脸面与“名片”。作为历史与文化载体，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地名，无不蕴含相当的民族基因、历史记忆，从各个方面折射着古今一方文化。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地名学开拓者之一的谭其骧先生，将地名喻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然而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地名的某些领域出现刻意夸大、崇洋媚外、怪异难懂、重名同音的所谓“大、洋、怪、重”乱象。这类主要由商业利益“催生”的地名，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博人眼球于一时，却因缺少内涵而脱离、扭曲当地传统文化，也给人们出行带来辨识的麻烦。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整治地名乱象将紧随全国地名普查之后到来。而笼统归纳的“大、洋、怪、重”缺乏科学界定，将是各级地名行政主管机关最为“挠头”之处——1986年的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没有涉及，1996年的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没有阐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付诸行动前至少应做好如下准备。
其一，形势判断。近年所称“地名乱象”，究竟在当地全部地名中占多大比重？是仅存在于地名的某些领域、某些种类、某些层次还是全部？哪些可由地名管理部门单独纠正，哪些成因复杂非政府主持下的“齐抓共管”不可？哪些措施可以“立竿见影”，哪些事项因盘根错节难以“一蹴而就”？最终衡量此项工作成败的标准，是某个地方更改地名的数量多少吗？若对这些尚无清醒认识便贸然行事，其后果不难预料。
其二，对手分析。各地对地名乱象，应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看待，不能简单化、一概而论，进而“一刀切”。命名求“大”，本为人之常情，但分寸把握不好就会适得其反；地名崇“洋”，应因地、因人、因情区别，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大连“高尔基”路能改吗？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牛顿”路、“达尔文”路也合情理；地名之“怪”，恐古今新生事物在所难免，关键是划定社会容忍底线；“重”为地名大忌，但现阶段只能控制在同一区域、层次不重名，不同城市各有“南京路”并不要紧。
其三，治理途径。在实事求是的“形势判断”与“对手分析”之后，“情况明，决心大”，治理的方式、规模、步骤、难点及预期效果显而易见，如果能与已普查地名的“审音定字”衔接就更完善了。有些地方遇到的突出难题，据反映是有“标准”却难以执行的中国地名罗马化方式，即地名拼写中的“通名”能不能使用外文的老问题。此事困扰全国地名工作已久，又不是地方所能做主的，建议正式提交国家地名管理机关研究解决。
治理地名乱象的目的，在于不断促进全国地名规范化。何为规范的地名呢？我以为，个体地名应做到：名副其实、含义健康、无歧义、简洁、不重名、符合现代语言规范；群体地名应做到：名副其实、规范有序、彰显文化、雅俗共赏、好找易记，其中“名副其实、好找易记”为根本。
二、使用——对“老地名”最好的保护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运动”堪称天地万象的自然生存状态，似乎看不到什么事物一成不变。地名，不管今天“用”与“不用”，只要具有一定的历史“长度”与文化“厚度”，都应当视为“老地名”——相对于其他一般地名的历史意义更大，文化积淀更深，传承效果更好。如果一个地方看不见“老地名”，那么它的历史与文化都将大为逊色。
以往的观念，地名废弃就等于“死亡”，至多在故纸堆留个“考古”念想。于今我认为：“新陈代谢，适者生存”乃自然界一般规律，废弃地名只是暂时退出社会应用，就像军人从“现役”转为“预备役”，一旦国家召唤便重新“披挂上阵”。保护与传承“老地名”，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而不是任其沉睡于书本、图片、陈列馆和人们记忆中。
斗转星移，大浪淘沙。无论何时何处淘汰的“老地名”，总有它当时当地的具体缘由，但一般可随时间、地点、环境而改变：不适合当时的或许适合今后，不适合此处的或许适合彼处，不适合大地方的或许适合小地方，等等。除去少量实在不堪任用者，多数“老地名”或迟或早、或原样或换位总能择机“复出”，被“激活”“挂牌”而回归社会。
首先，认识要客观。古往今来，地名的成批更改总是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变革之际。一城一地，做不到所有“老地名”在新形势下都不流失，也不是所有已“下岗”的老地名都适合重新“上岗”。
在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当今社会，如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厚，需要发扬光大的只能是其“优秀”部分一样，“老地名”的重新启用也应当是“取其精华”，不能走极端，不能厚古薄今，历史遗留并非都是好的。
其次，规划要周密。理想的“老地名”数据库，应有横向分“类”、纵向分“级”的数据分析：这是哪一类地名，处在同类哪一层次，当初地理位置何在，哪些文献有记载，本身有何优缺点，适宜重启在哪里？只有这样，它们回归社会才能恰如其分，而不是大（小）材小（大）用、张冠李戴。
就社会的地名总体而言，重启“老地名”不应当喧宾夺主，只能充当“配角”，关键在于配得准、配得好。对更多暂时未能恢复使用的“老地名”，要在其“待命”期间继续做好整理、研究，以期有所发现、有所澄清，为其有机会“复出”积聚力量。
第三，重启要慎重。恢复“老地名”的主要平台，一是旧城改造——城市内部“以旧换新”，二是新区开发——把农村变为城市，两者留用、重启“老地名”都不宜照搬，而要注重与新景观、新氛围相适宜，依旧延续“名副其实”。
实话说，“老地名”移植于新地点，很难做到“原汁原味”，只能是尽量保留历史的记忆、文化的基因。它们有的可原封不动沿用，有的需要保留专名、改换通名，有的以同音字做局部调整，有的用两地各取一字组合，拆除的旧村落等可立“遗址”纪念碑。
三、理想的地名数据库应如 “家谱”
地名普查是“开工有日、完工有期”的阶段性任务，而最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成果转化形式——地名数据库，却是一个不断完善、提高且无止境的工作过程。因此，将地名普查数据录入电脑，仅仅是建立地名数据库的框架、基础，同样需要确定并突出其中的重点内容——地名的6项基本要素：字形、读音、方位、来历、含义、沿革。不论何时何地，确保这些“看家”本领的数据精准、应用便捷，都是衡量所在地名数据库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
我国的地名数据库建设，已经或势必进行着“体制”转变：由早期的“地名录”式转变为现行的“普查表”式，还会进一步转变为“家谱”式。可以说，通过这两次转变，地名数据库的格局逐步由“平面”（现实）变为“立体”（古今），内容逐步由“专一”变为“综合”。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地名数据库，应当是以地名基本要素为主线，纵向（时间）贯通、横向（空间）串联如同“家谱”，兼备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广博。
例如：地名一旦消失，其绝版照片就成为追寻历史原貌的凭证，因此要对纳入地名数据库的照片质量把好关。一些地方摄制的地名照片数量不少，但缺少直接阐释地名来历、含义因而最可宝贵的图像，例如北京王府井的“井”、五棵松的“松”、八王坟的“坟”；又如“沈阳”，自应拍摄市中心区、市人民政府等标志性景观，但千万不能忘记沈阳之根源——“沈”水；对“张”家庄、“李”家店，采集现存该姓氏代表人物图像并不为过。
由地名普查成果转化的地名图、地名录、地名词典和地名志（简称“图录典志”），是地名数据库赖以生成的基础，也是进而升华到“地名文化”境界的源泉。所谓“地名文化”，其内层是地名本身具有的文化现象，包括地名的语言、文字、内涵等基本要素，以及古今命名、更名的理念与方法等；外层是由地名阐释、代表、承载的社会现象，其突出标志就是地名已与历史形成、社会公认、世代相传的社会事物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基于这样的“地名文化”观，新一代“地名数据库”应大力丰富地名的社会应用内容，重点是以地域冠名各种社会事物的文化现象。试看举国上下，地名与社会事物难解难分、相映生辉者无处不在，例如：“江桥”抗战、“卢沟桥”事变、“遵义”会议、“瑷珲”条约、“普洱”茶、“桂”系、“川”军、“粤”剧、“苏”绣、“淮扬”菜、闯“关东”、“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辽宁”舰、“大连”服装节……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家谱”式地名数据库一经建立，持之以恒的更新与完善就成为专业地名机构的日常工作。伴随文字、表格、地图、照片、录音、影像、实物等，纵向记述地名的古今经历是完善的，横向展现地名的现实环境是圆满的，所呈现的地名形象是立体的、客观的、完整的，如同一本本“小百科全书”。若扩展到吃、住、用、玩、购等“民生”信息，地名数据库将成为地方历史文化信息库，实用价值越发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