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地名辨析及在地名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10-09 阅读：956 次
薛光
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忽然心头袭来一缕忐忑不安：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正是在这个“一般”和“禁止”的制约下，历年来各级地名机构在审查或批复命名、更名时，从未发生过用人物作地名的情形。国家地名主管部门的权威人士也曾多次强调“坚持不用人名作地名”。拉开架势来辨析，是不是无的放矢呢？然而，思忖在当今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年代，许多观念都在与时俱新、超越传统，以人物命名地名的现象已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地名工作者也在日趋突破禁区和凋固，又觉得社会现实并不象国家规定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这里大有文章可做，干吗回避呢？不妨做个深入探讨。
一、当前各地用人物作地名的现状
笔者酷爱读报，时常发现有用人物命名地名的消息见诸报端。一经汇集，还真可观。请看：山东省有用人民的好公仆孔繁生命名的“繁生路”，浙江省有用香港知名人士命名的“邵逸夫体育馆”、以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命名的“金庸图书馆”；北京市有用共产主义战士命名的“世界雷锋城”、以香港著名人士命名的“霍英东游泳馆”、以香港轮船大王包玉刚之父包兆龙命名的“兆龙饭店”；四川有用台湾电影明星林青霞命名的“青霞小学”；南京有用我国射电天文学奠基人命名的“王绶官星”、用香港领带大王命名的“曾宪梓星”，有以舍己救人小英雄命名的“张亮路”，以毛泽东字命名的“润之酒家”（因有争议，被限期更名），以“中正”二字命名的“中正电器商店”（因涉嫌蒋介石字蒋中正，被工商部门指出后得到纠正）；镇江市有用古代科学家命名的“沈括广场”；金坛有用数学家命名的“华罗庚科技城”、“华罗庚中学”；泗洪县有用见义勇为小英雄命名的“闻磊桥”（经江苏省委、省政府同意），上海有以舞蹈演员命名的“汪齐凤芭蕾舞蹈学校”，浦东新区有用古代科学家命名的“张衡路”、“祖冲之路”、“李时珍路”，南京仙林大学城有“学森路”（钱学森）、“步青路”（苏步青）、“守敬路”（郭守敬）、“蔡伦路”等等。至于诸如象“珍珍发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店名（地名），更是比比皆是，不可胜数。不难看出，用人物作地名的迹象各地屡有发生，已不鲜见，还大有接踵而来、不可遏止之势。面对这一新生事物，除南京的“润之酒家”、“中正电器商店”遭到工商部门非议外，其它的也没有什么人说不好。但严格来讲，这些人物地名都不符合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这一现象究竟怎么看，是任其发展，还是明令禁止，暂不忙结论，先回望一下历史吧。
二、历史上用人物命名地名的情况
人物地名，尽管在整个地名群体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历史上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不仅深得人心，而且许多地方至今还在继续沿用。由于本人见识有限，根据已掌握的部分资料分析，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
1.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如山西省的“稷山县”（周朝始祖后稷）、广东的“茂名市”（晋朝处士，后人为纪念潘茂名为民灭病除灾及水灾救民等历史功绩，由人物而至县名，再至市名）、扬州的“史可法路”（明末抗清统帅），宝应的“项伯路”（汉前为射阳侯）、“陈琳路”（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常熟的“言子路”（孔子的得意门生），南京的“郑和公园”（明三保太监，曾率船队七下西洋）等。
2.以革命先行者命名的。如南京的“中山大道”、“中山桥”、“中山码头”、“中山大厦”、“中山广场”、“逸仙桥”、“逸仙小学”（逸仙，为孙中山字号），广东的“中山市”，广东中山市的“孙文路”，北京的“中山公园”等。全国各地以“中山”命名的地名恐怕难以计数。
3.以革命先烈命名更名的。如江西的“博生县”－原“宁都县”（赵博生，红十三军军长），陕西的“子长县”（谢子长，红军将领）、“志丹县”－原“保安县”（刘志丹，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吉林的“靖宇县”－原“濛江县”和上海的“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西路”（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山西的“左权县”－原“辽县”（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河北的“黄骅县”－原“新青县”(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镇江的“伯先路”（赵伯先，辛亥革命烈士），淮阴的“若飞桥”（王若飞，早期我党著名领导人），宝应的“叶挺路”（新四军军长），遵华的“存瑞中学”（董存瑞，解放军战斗英雄），泰兴的“根思乡”（杨根思，志愿军特级英雄），滨海的“正红乡”（顾正红，“五卅”惨案的工人领袖）等。此类以革命先烈取名的地名，在人物地名中占有较大比重。
4.以社会名流命名的。如延安时期的“鲁迅艺术学院”（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常州的“刘国钧职教中心”（爱国资本家，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等。
5.以抗日志士命名的。如上海的“晋元路”（谢晋元，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时，任国民党88师262旅参谋主任，曾率领450余名官兵－对外称800人，与日军昼夜激战，毙敌200余人，1941年4月被敌伪暗害，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再如北京、天津的“张自忠路”，上海的“自忠路”等（张自忠，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任33集团总司令等职，曾率军在“台儿庄”等战役中歼敌日寇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湖北南瓜店与日军作战中壮烈殉国，毛泽东亲笔为张自忠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联，以志纪念）。
6.以店主、企业主命名的。如南京的“吴良材眼镜店”、“李顺昌服装店”、“韩复兴板鸭店”、“马祥兴饭店”，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厂”等。这种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店铺厂家，遍布全国，不胜枚举。
除上述六种类型外，还有一些特例情况。如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命名的“董必武广场”（武汉）、陈毅广场（上海）、“贺龙体育场”（长沙）、“刘伯承广场”（南京），以外国领袖命名的“列宁大街”（大连）、“斯大林大街”（长春、大连）等。
追溯往昔，历史上以人物命名地名的情况确实有过定格。另外还有少数反动的人物地名，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绝迹。（如五十年代初，为肃清反动遗迹，政务院曾发出指示，“凡经反动政府用国内外反动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应一律更改。”但上面所举的部分人物地名都已作为一种印记而永久载入史册，如同巍巍丰碑矗立在人们心头而难以忘怀。由此可见，前人的这些做法，并不是随心所欲之举，而是迎合了广大民众心理上、情感上的需要，确实不容否定。人物地名存在的合理性，完全表明了它们积淀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地名管理工作，应有所启悟和借鉴。
三、人物地名的作用
既然历史上出现过用人物命名地名的客观现象，而现在这股人物地名热又再度兴起，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笔者以为它们至少有如下几点不可忽视的作用。
1.起缅怀先人的作用。用历史上为国家兴亡献身的人物作地名，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可以“睹名思人”，使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如看到“史可法路”这条地名，就会想起这位民族英雄，当年为坚守扬州城池，而拒绝诱降、临危不惧、死不辱节的壮烈场面。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昭日月，几百年来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再如，当你走在“中山路”上，定会禁不住想到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奋斗的丰功伟绩，而触发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敬仰之情。
2.起激励意志的作用。在用人物命名的地名中，尤以革命先烈命名的地名最使人受到启迪和教益。象著名的“靖宇县”地名，它会生动的告示后人，杨靖宇这位抗日名将，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游击战争，取得击毙敌寇数百名的赫赫战绩！他殉国后，日军残暴的剖其腹部，发现胃中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感到无比惊讶和不可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杨靖宇等无数革命先烈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多少年来不一直是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成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吗？
3.起推动科技的作用。古今科学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宏伟壮举，就需要有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敢于攻关闯险，勇攀科学高峰。用卓尔不群的科学家命名地名，就是使他们的名声驰誉遐迩，举世周知。这比用丰厚的物质奖励不是更有意义吗？想信随着重大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还会出现更多的“祖冲之路”、“学森路”。
4.起吸引外资的作用。我国实行扩大开放政策后，大批海外华侨、港台同胞为表达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纷纷投资或捐赠在大陆兴办经济实体、文化体育设施。 如“世界雷锋城”、“兆龙饭店”、“邵逸夫体育馆”、“曾宪梓楼”、“金庸图书馆”、“青霞小学”等。这些人物地名就是对他们乐善好施的最好回赠，因为他们的举动解决了国内大批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仅仅用了他们个人的名字作地名，就使大量资金滚滚而来，用于国家建设、发展地方事业，互惠又互利，何乐不为呢？
5.起扩大命名源的作用。禁止用人物作地名的规定，从辩证的角度来思考，其不利面就是捆住了地名工作者的手脚。“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后果，是招致命名的采词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原因。若能取消这一人为的束缚，无形之中就等于增加了一个新的命名门类。人物地名的重新启用，必定使包罗万象的地名群体变得更加异彩纷呈。
四、为人物作地名的重重顾虑解疑释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一些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商标名称已被用作地名推向市场，引起许多有经济实力的厂家竞相购买地名冠名权，使地名机构收益不浅，也使地名经济的建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从而加快地名事业的发展进程。但唯有人物地名仍使地名工作者难以大显身手，更不用说参与市场竞争了。因此，要打破这种僵局，就要排除各种思想障碍，以己之见，人们主要有这样几种忧虑。
一曰：为个人树碑立传。毋庸讳言，用人物命名地名的实质就是为个人歌功颂德。用历史伟人或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志士仁人命名地名，其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的英灵和精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有什么不妥吗？这种定向性极强的宣传效果，是其它手段难以比拟的。其实，上述的这些优秀人物的不朽事迹，很多史料典籍都有记载，而改编成影视剧来再现他们的风采，更是剧作家们惯用的手法。既然文艺作品能光明正大的使其“永世长存”，难道用作地名就不可以吗？
二曰：搞个人崇拜主义。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完全是本国人民出自对领袖的尊敬、钦佩和拥戴。如美国首都“华盛顿”、越南港口城市“胡志民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市”等就是如此。这与把领袖神化、搞狂热的个人崇拜似乎风牛马不相及。即使有点个人崇拜的成份，也是微不足道的。就如同谁也不会认为，在壹佰元人民币上印有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就是在搞个人崇拜主义一样。因为，领袖人物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爱戴自己的领袖，维护领袖的威信，完全是出自内心和自发的。我国如能突破“禁止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的限制，我想人们都会这样思忖：这与文革期间高唱“语录歌”、手捧“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个人崇拜主义相比，根本无法相题并论。
三曰：会受改朝换代影响。这种言论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对政治人物和领袖人物作地名会有更多的担心。的确，古今中外有一些国家随着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迭，会殃及到人物地名。如前苏联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地名，就是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解体而被取缔原名的。有鉴于此，包括地名界在内的许多人士都有这样的想法，与其人物地名因受政治因素牵连会导致篡改，还不如不用人物作地名为好。但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我国是一个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有着近八千万共产党员的政党。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坚信中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改变颜色。笔者认为这种担心纯粹是杞人忧天。我想，中国如有“毛泽东市”、“周恩来大道”、“朱德桥”等含共和国缔造者名字的地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崇。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样的人物地名就会延续千秋万代，永不湮灭。
四曰：人不会一成不变。确实，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批用生者名字命名的地名，既有大陆的科学家、企业家、英雄人物、也有港台的实业家、富商巨贾，这些人都对当代祖国做出过特殊贡献。用他们的姓名作地名，就是对他们的拳拳之心最好的褒奖和肯定。这是比用金钱和物质奖励还要珍贵、还要崇高的赏赐，我想这种千金难买的荣誉不论谁都会十分珍惜的。很难想象，有了这种无尚光荣的人，还会干出什么损害国家、损害民族利益的蠢事来。诚然，这是地名工作者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事，但可以想见这种事情极难发生。
五曰：不能用生者的名字命名地名。有一种论调认为“生不立传”，即不能用活着的人的名字命名地名，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咋一听似乎很有道理，如《地方志》中的“人物篇”就不为生者立传，但仔细分析一下实际是站不住脚的，诸如名目繁多的“名人大词典”就是很好的例证。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用生者的名字命名的事例有很多。如，国际权威机构以中国人物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有“钱伟长法”（力学的系统摄动法）、“吴文俊公式”（数学）等13个；仅1997年国际体操规则以中国人物命名的动作就有“卢裕福跳”等22个（其中男子动作12个，女子动作10个）。
五、用人物命名地名的原则
说到底，许多人不赞成用人物作地名，是因为人物是个十分敏感和微妙的问题。用自己或他人的姓名作地名，可立身扬名、声誉鹊起，谁个不想、哪个不愿？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人物 可以作地名？作什么样的地名？笔者管见所及，认为应制订至少这样四条原则就可以加以管控。
1.杰出人物原则。所谓杰出人物，就是代表先进阶级和进步力量，反映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如农民起义首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著名将领等，他们都对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影响，其业绩光耀华夏，彪炳千古。因此，用一代风流人物的名字作地名，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2.突出贡献原则。一般来说，突出贡献与杰出人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为了区别于杰出人物原则，这里的突出贡献是专指在各条战线上有卓越成就的人物。如发明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艺术家、全国劳模、中华英模等。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竭尽才智，大显其能，功不可没。以他们的名字作地名，理所当然，用之无愧。
3.特别纪念意义原则。这条原则的容量较为宽泛，凡是有特别纪念意义事件产生的人物，都可以用其姓名作地名。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具有特别纪念意义，而不是一般纪念意义。如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忘我科研、积劳成疾的蒋筑英，默默奉献、埋名四十载的“活烈士”李玉安，新时代的“活雷锋”张子祥，凛然正气、勇斗歹徒的徐洪刚，一心为公、乐于助人的朱伯儒等。用这些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人物作地名，无疑对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适用性原则。由于地名的属性不一，类别众多，并不是所有地名都可以用人物来指称的。如台、站、港、场名称，山、河、湖、海名称，闸坝、水库、渡口、公路名称，名胜区、保护区、开发区、居民区名称等，若冠以人名来称呼总觉得有些不妥。通常而言，用在市县、乡镇、路街、建筑物、纪念地、企事业单位等名称上较为适宜。但不论用在哪类地名上，都需由地名部门缜密选择，经政府机构严格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越俎代庖，随意启用人物命名地名。
总之，判断一个新生事物的对与否，不能仅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要用一点现代人的理智眼光和全新观念来看待。譬如像“繁生路”、“张亮路”、“华罗庚科技城”、“金庸图书馆”、“青霞小学”等人物地名，构成了社会新的横断面，展示出地名领域在改革大潮中绚丽斑斓的色彩，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其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实，即便是一些普通的人物地名，也都没有造成什么社会的负面效应。因而，肯定它还是否定它，是否也应当用“三个有利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标准来衡量？当前情况表明，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已远远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早应随着社会服务内容的不断变化而加快修改和调适。由此看来，人物地名定会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命名管理原则的渐臻完善，它广阔的前景和无尽的潜力还将日益显现出来。或许不久，人物地名有望成为地名“大家族”的新成员，并得到社会各界和市民公众的认同。
1994年7月12日
备注：本论文参加1994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华东地区地名工作研讨会交流，发表于《湖南方舆》1994年第2－3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