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里籍卢邑说新证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02-22 阅读：794 次

 

张华松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  要：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秦越人为“勃海郑人”，此“勃海”实指齐国卢邑（故址在今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卢城洼）西侧的古湄湖，“郑”在卢邑之南，即齐国平阴邑（故址在今长清区孝里镇东障）。扁鹊居家于齐、赵之间的“郑”地，故而《史记》仅称其为“勃海郑人”。金元时期的长清鹊里（今齐河仁里集）有可能是扁鹊故里的具体所在。北魏时就已存在的卢城东扁鹊墓，也是扁鹊里籍在卢邑的一个力证。

关键词：扁鹊秦越人；卢；勃海；郑；扁鹊墓

                    

有关战国名医扁鹊秦越人的里籍，西汉扬雄《法言》说“扁鹊，卢人也”；东汉高诱注《战国策》，称扁鹊为“卢人，字越人”；三国吴人韦昭注《汉书》，亦认为扁鹊是“泰山卢人也，名越人”；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称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他们都认为扁鹊里籍在齐国卢邑（卢城故址在今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卢城洼）。现代学者又列举春秋经传不乏以“秦”为氏的鲁国大夫，鲁国西陲又有以“秦”命名的城邑，以及以扁鹊针灸行医为题材的汉画像石刻只见于山东等史实，作为扁鹊之“姓秦氏”乃山东旧族、扁鹊里籍为齐地卢邑的旁证[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扁鹊卢人说似乎并未得到世人普遍的认可和接受，比如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就明确写道，扁鹊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县）人”[②]。

“勃海鄚州”说的首倡者 是晋人徐广。原来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篇就说：“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传中扁鹊又自称：“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因汉代勃海郡并无“郑”，倒有个“鄚”的地名，鄚、郑（鄭）字形相近，于是徐广就大胆假设：“‘郑’当为‘鄚’。 鄚，县名，今属河间。”南朝刘宋裴駰《集解》、唐人司马贞《索隐》人云亦云，都沿袭了徐广的谬说。这就是扁鹊里籍“勃海鄚州”说、亦即今河北任邱说的由来。扁鹊鄚人说，是缺少根据的一个假说，不足采信。但是对于《史记》“扁鹊者，勃海郡郑人”这句关键性文字，主张扁鹊里籍卢邑说者，一般又都避而不谈，即便偶有谈及，也是牵强地将“勃海”作为齐国的代称，而“郑”的地名又很难予以落实，故而不能取信于人。为此，我们撰作此文，作为扁鹊里籍卢邑说之新证。

 

                 一、勃海考

《史记》替春秋战国人立传，籍贯一般笼统地以先秦国别标示，写作“齐人”或“楚人”等，很少用汉代的政区去追述春秋战国的历史。《史记》“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以“勃海郡”为扁鹊的郡望，原本就令人生疑。再看传中扁鹊“夫子自道”：“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勃海”两字的后面并没有一个“郡”字。司马迁根据扁鹊自述来记扁鹊的籍贯，于“勃海”之后也不该有一个“郡”字。所以早就有学者断言，《史记》“勃海郡”的“郡”字应是后人传抄过程中误入的，并找到了版本上的有力证据：“《太平御览》卷七二一采《扁鹊传》就没有‘郡’字。日本丹波元简据彼邦流传的宋本《太平御览》也没有‘郡’字。……没有‘郡’字，传首的‘勃海’和传中的‘齐勃海’完全统一了。”[③]

扁鹊为“勃海”人，而非“勃海郡”人。但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此勃海，并非今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此“勃海”就在卢邑附近。

有关“海”的释义，《说文》云：“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广雅》：海，晦也。《释名》：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尚书考灵曜》：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这是说，凡属众流所归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水，皆可以“海”相称。而稽考文献古籍，在卢城之西，古济水流经之地，的确曾有一片“海”，其在中古称“湄湖”。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记济水流经平阴城（故址在今长清孝里东障）西，然后，“济水右迤，遏为湄湖，方四十余里”。又于垣苗城之后，写道，“济水东北，与湄沟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济”。 按，湄湖在唐宋时称作“湄沟泊”，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齐州·长清县”讹作“淯沟泊”，称淯沟泊在长清县城西南五里[④]，“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水族生焉，数州取给”。北宋《太平寰宇记》所记同此。从地理形势上看，今长清孝里、归德两镇瀕河之平原洼地，以及黄河以西东阿县牛角店镇和齐河县马集乡、赵官镇、胡官屯镇，中古时代都在湄湖的湖区之内。至于上古时的湄湖，湖区想必更大，西界大约在今齐河西境的仁里集，甚至在齐河与茌平交境线附近，因为在此南北一线的东面，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唐代的文化遗址。

有关“湄湖”的得名，《水经注》引《尔雅》：“水草交曰湄。”又引《释名》：“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此一释义，实在不足为训。我们认为，“湄”之名，缘于“海”，因为湄、海二字，古音相通。

上古湄湖唤作“海”，证据来自于殷末帝乙或帝辛十年征夷方（人方）的卜辞记录。

陈梦家先生曾根据殷墟卜辞整理成《正人方历程》[⑤]，表中，商王有一段行程是：

十月乙酉在香；

丁亥在噩；

己丑在乐；辛卯在

殷末十年远征的夷方，在今山东淄潍地区，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根据我们在《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一文中的考证和研究，商王征夷方取道济水，顺流而下，上面列举的几个地名都在今济南境内，具体说，香在今长清老城西南窑头灰山遗址，噩即阿，在今槐荫区段店古城村，乐在今天桥区泺口，在历城区大辛庄遗址[⑥]。十多年前，王恩田先生依据从《甲骨文合集》中发现的新材料（12.36756和12.36757），对十年征夷方历程表作了补充，于“乙酉在香”之前，增添了一条记录：癸未在█次[⑦]。（请造字，此字，左边是“海”，右边是“支”。以下六字，同此）

█为地名，次为驻军之地。也就是说，在香邑（长清窑头灰山遗址）西南方向，晚商时有地名“█”。商王顺济水漂流而下，据上揭《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的测算，在这一区段平均日行15里，█至香为两天的行程，共计30里，那么█就应在古湄湖的岸边。由于商王征夷方归程取道陆路，曾驻足于湄湖东岸的异，那么█很有可能在湄湖西岸。

“█”显然因“海”而得名，那么，晚商时卢故城以西有一片称作“海”的水泊，就是中古的湄湖，似乎可以肯定。现在的问题是，这片“海”在上古时是否称“勃海”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

众所周知，商族发迹于亳，最初的国号也叫亳。因早期商族不常厥邑，步履所及，往往用“亳”来命名新迁之地。亳，也写作博、薄、勃、蕃、布、濮、般等，以声类韵部求之，皆“亳”的同音假借字或一音之转。“亳”若缓读之，便是“薄姑”、“蒲姑”、“蒲吾”、“番吾”。商族辗转迁移之“亳”，文献可考者，主要分布在商族发源地的河北中南部，以及古济水流域。八十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就曾明确指出：

蒲姑、博、薄、亳等地之分配，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试将此数地求之于地图上，则见其皆在济水故道之两岸。薄姑至于蒙亳皆如此。到西亳、南亳方离开济水之两岸，但去济水流域仍不远。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不论在那一州，多是在河岸上。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⑧]

当然，蒲姑、博、薄、亳等地之分配，是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还是顺流下行，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不过古济水两岸是这些地名的一个主要分布带，却是不争的事实。

商族不仅以“亳”命名城邑，亦用来命名河流，所谓博水、濮水、蒲水皆是。当然用来称呼一片大水时，便是“勃海”了。在商代，勃海固然可以指今渤海，但是也可以指与商族的生活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湖泊。

经研究，巨野泽古名“勃海”，这个古名且一直沿用到汉初。《史记·河渠书》云：“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书·武帝记》说是“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两文对照，可知这个勃海是巨野。另外《山海经·海内西经》、《淮南子·地形训》所称“勃海”，也都是巨野泽[⑨]。因商族和商朝的关系，巨野泽可以称作勃海，那么距离巨野泽不远的湄湖，其有勃海之称，实不足怪。《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左传·定公四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相土为商族始祖契之孙，相土之时商人已有东西二都，自郑玄以下至王国维，皆主张相土的东都就在泰山脚下。那么，“海外有截”之“海”，肯定不是指今日的渤（勃）海，而是指济水流经的渤海，不仅可以指巨野泽，也可以指湄湖。

殷商时，湄湖之称“勃海”，是因为湄湖西岸是商族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那里也有一个称作“亳”的有商人宗庙先君之主的重要城邑。

茌平县东南隅的乐平铺镇土城村，东距齐河县仁里集仅12公里，殷商时大约就处在古湄湖西岸，那里有一处阳城故址，北魏（后魏）茌平县治此。《水经注·河水五》：

河水又径杨墟县之故城东，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河水又径茌平城东，城内有故台，世谓之时平城，非也，盖茌、时音相近耳。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之四“东昌府·茌平县”：

后魏茌平县故城在东□□里，一曰时平城，一曰鼓城，一曰布鼓城，一曰博固城。……按道元不称此为故城，即后魏县治矣。《魏志》茌平治鼓城。《寰宇记》聊城县‘博固城，《隋图经》云：或谓之布鼓城，即石勒时筑，在大河之曲。’当在（茌平）县东、长清西。……或以为即《战国策》‘齐必效鼓’之鼓邑，不知是否？《长清志》称在其县西，即此城也。

山东省境内，茌平古地理一向号称难考，诚如叶圭绶氏所言，“沿革之难稽，古迹之俱尽，百五州县中，茌平居首矣”。乐平铺的阳城故址，是否就是《水经注》中的阳城，阳城与鼓城，是一城二名，还是各为一城，都值得进一步考证，但是中古时期阳城、鼓城都在此附近，还是可以肯定的。阳城，在汉朝为杨墟县城。“杨”与“商”，一音之转，“杨墟”其实就是“商墟”，说明这里在殷商时曾是号称“商”的众多城邑中的一个。至于“鼓城”，显然是“博固城”、“布鼓城”的省称，而博固、布鼓，一如“薄姑”、“蒲姑”、“蒲吾”、“番吾”，俱为“亳”之缓读。由此看，殷商时这里也应当有个亳邑。

那么在考古学上是否也能得到一些佐证呢？我们只需看看在阳城故址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或含有殷商文化的早期遗址，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就有教场铺、梁庄、前王屯、腰庄、南陈、东一甲、十里铺、李孝堂、马家坊、韩王、大刘庄、辛戴张、台子高、崔庄等等，遗址分布之密集，实在令人震惊。因此可以肯定，这一带在殷商时期必是殷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统治中心，有商邑，有亳邑，实在不足为奇。既然有亳邑在此，亳邑东侧那片济水纵贯其间的湖泊——中古的湄湖，其在商代乃至周代唤作“勃（亳）海”，一如巨野泽之唤作“勃海”，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总之，卢城以西的古湄湖，殷商时唤作“勃海”，是无可怀疑的。《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卢维，其利蒲鱼。” 在周代，古湄湖可能又名“卢维”，但是“勃海”的古名并没有废掉，而是一直沿用到了春秋战国之世。由于它是卢地最重要的地理标志，故而扁鹊要自称“勃海”人了。

二、郑考

《史记》称扁鹊为“郑人”，扁鹊自称“家在于郑”，为此人们一般认为扁鹊曾长时间定居于河南的郑，而称“郑人”。在1985年9月23日至25日于长清县召开的扁鹊（秦越人）里籍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则一致认为《史记》所谓扁鹊“家在于郑”之“郑”，当为齐国地名（非郑国），具体地望待考[⑩]。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古卢邑附近确有地名为“郑”，其与中原作为国名的“郑”，别是二地。

我们知道，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8年）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不久，郑国东迁，立国于“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即今河南郑州（一说在新郑）。然而郑之得名，远早于郑桓公之时。殷墟卜辞有“奠”、“侯奠”、“北奠”、“南奠”、“奠师”、“多奠”、“云奠”，“奠”作为地名，便是“郑（鄭）”。郑原是殷商王室支裔的大族，据研究，其最初立国于今河南郑州的“郑父之丘”， 商代，郑族已开始散处各地。周灭商之后，郑人作为殷商遗民被迫继续外迁，因此见诸金文及早期文献，又有郑、郑伯、郑姬、郑宫、郑田、南郑、西郑、郑（奠）虢、郑邢（奠井）等等名目，进一步证明郑之名早在郑桓公受封之前就已存在[11]。

商周时期，名“郑”之地，所在多有，其中就有一“郑”在今济南长清境内。

殷末十年商王远征夷方，返程中，三月辛亥，由香步于异。在《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一文中，我们已经考知，香在今长清老城西南郊窑头灰山遗址，异在今长清归德前平、小屯一带。商王在异驻留了两天之后，于甲寅日，从异步于□。一日行程，□大约在今长清孝里镇境内。孝里镇南四里的东障片区，有一处张营遗址，原本是一片高台地，可能是一片古墓地，那里曾出土有商代的青铜爵等器物。异的下一站□应该就在东障一带。

陈梦家《正人方历程》有关商王“甲寅，在异，步于□”的这条历程记录，来自《英》2565，因属残辞，“异”之下一站，知有其地，不知其地的具体名称。近读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引门艺《黄组卜辞补缀》，始知这个地名为“奠”[12]：

甲寅卜，在异，贞今日王步[于]奠，亡灾。

乙[卯卜]，在奠，贞王田师东，[往]来亡灾。兹御。获鹿六，□□十。

丙辰卜，在奠，贞今日王步█（请造字，此字左边为羌，竖弯钩内为“么”），亡灾。

此“奠”为地名，显然就是“郑”。商王在郑住了一天两夜，期间还曾去“师东”——“师”之东田猎，收获颇丰。“师”，大概就是《左传》襄公十八年的“邿”（详后）。晚商今长清孝里东障一带有地名为“郑”，是可以肯定的。商王丙辰离开郑，继续他的归程，17天之后，也就是四月癸酉，到达了“云奠河邑”。这是归程所经过的第二个名为“奠”的地方，这个郑应该在殷商都城大邑商（今河南安阳）附近。

东障位于古济水、今黄河的东岸，在春秋战国时是齐国西陲重镇平阴邑的所在地。平阴一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年）：“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平阴”一名比较晚出，我们推测，进入春秋以后，东障仍是殷裔郑人的一个聚居地，“郑”作为平阴的古名，在当地人那里一直得以保留和使用。

据陈槃先生的考证和研究，西周末年郑桓公之能由陕西之郑，顺利地东迁至河南之郑，并于周平王二年、四年，轻易灭掉虢、郐二国，成为东周初年王室最倚重的诸侯，“亦即由于桓公颇掌握陕西、河南之郑人故”，深得作为殷商遗民的郑人的爱戴和支持[13]。我们再来看东周初年，郑国对于今长清东障一带似乎颇感兴趣，大概也是有缘由的。《左传》隐公三年（前720年）记载：“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石门在东障西南十余里。齐郑石门之会，是在重修昔年“卢之盟”的旧好。杜预注：“卢盟在《春秋》前。”按《今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年，齐人灭祝。”祝即祝阿，在卢东北四十里，即商王征夷方往返都曾经过的噩(今济南槐阴古城村)。齐国只有灭祝，才有可能与郑国举行卢之会，则卢之会必在齐灭祝之后。东周初年，郑国迁国于河南未久，就同刚刚占领济右走廊的齐国连续举行卢之会、石门之会，其间必与殷商遗民郑人聚居于平阴邑有关。

商族人擅长经商，故而后世业商者称“商人”。商亡，殷商遗民依然固守着“肇牵车牛远服贾”的传统，而西周末年郑桓公率领郑国公室东迁，之所以能顺利地立国于河南，据《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子产“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云云的追述，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当地商人——殷商遗民郑人的支持。春秋郑国商人之闻名于世，又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我们再来看春秋时的平阴邑，也是商人辈出之地。《晏子春秋·杂下》载：“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稿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辞。”社即“书社”，齐国最基层社会组织单位。25家为1社，11社就是275家。景公要赏赐晏子的这275家，都属于“反市者”。反市者，就是指贩买贩卖的商人。平阴与槀邑两地的“反市者”共275家，以一半计算，平阴一地的“反市者”就多达130多家，可见当时平阴邑商业之盛。考古调查证明，在古平阴城南侧，分布着春秋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大型手工作坊遗址，仅暴露出的部分，面积就有10万多平方米，也可佐证当年平阴工商业的繁荣。

总之不论如何，今孝里东障一带，殷商时是殷裔郑人的一个聚居地，故而地名为“郑”。进入春秋战国，虽然齐国在此建置平阴邑，不过民间仍沿用“郑”的旧名。此地毗邻卢邑，且地处济右走廊——齐国出入中原的交通要道之上，卢人扁鹊长住此地行医，故其自称“家在于郑”。这应该是目前有关扁鹊“家在于郑”的最近乎事实的解释。

最后，再就“东障”一名的缘起，稍作考论，对“郑”在今日东障的结论或许有所裨益。

考“东障”之名，古已有之，或许早自隋朝立平阴县于榆山（今平阴县治所在），此后人们就用“东障”来指称古平阴了。至于“东障”的得名，或以为是由于东障位于古济水东岸，东障南侧又有古齐长城障塞的缘故。东障又写作“东张”，也有人说张、王乃东张土著大姓，故名“东张”。我们推测“东障”一名，可能同“郑”等商族人聚居于此有关。东障在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一直隶属于肥城县，而肥城县地上古时是商族的一个重要聚居地，这是以前我们所不曾注意的。光绪《肥城县志》卷十“杂记”：“城西北三里曰乔家庄，光绪二年有农人锄地得铜器四，文曰：‘商邱叔作其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农人不识，黠者市之，贩于济南，得重价焉。”在肥城以东不远的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1960年也出土有铭文相同的两件“商邱叔簠”[14]。另外，肥城的肥河又名“康河”，肥城龙庄、平阴斗祭台都有古墓“康王墓”，“商”“康”一音之转。凡此都表明济东的东障及毗邻的今肥城、平阴一带，的确是殷商的重镇，与茌平之“商”隔水相望，则此东障唤作“东商”，实有可能。先秦时代，“商”“章”二字通假，故“东商”可以写作“东章”，讹作“东障”。

三、“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考

自从齐国于春秋前期灭祝、灭谭，控制了济右走廊之后，就不断越过济水向西蚕食卫国的领土，所以到了春秋后期齐景公的时候，今聊城以东就被纳入了齐国版图[15]。尔后终战国之世，齐、赵两国大致就以黄河或清河为界[16]，河之东、济之西的今聊城地区，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齐国的地盘。不过也有例外。

齐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年），赵、魏、韩三晋联军于龙泽（即雷泽，故址在今鄄城郓城之间）大败齐军。次年（前404年），赵烈侯、韩景侯以及魏将翟角共同率领三晋联军攻陷济右巨防（齐长城，在孝里东障南侧，今遗址犹存），并占领了平阴城，俘获了齐宣公。此役，今本《竹书纪年》以及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初年韩国墓地出土的▇（请造字，此字，“厂”字下为三个“马”字，呈品字形。页下注中的两个▇，也是此字）羌编钟铭文都有记载[17]。

又据《史记·田齐世家》记载，齐威王九年（前348年），齐国“起兵西击赵、魏，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 济右平阴一带长城的失守，当发生在齐威王即位前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五年（前370年），赵国攻打齐国，兵锋直抵鄄城。 “九年，与齐战阿下。十年，攻卫，去鄄。……十五年，助魏攻齐”。大概正是此时或稍后不久，赵军攻占了齐国西南境长城。赵国占领古平阴一带齐长城，时间可能长达十年之久。

《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六年（前344年），“攻齐，拔高唐。”高唐为齐国西陲战略重镇，高唐失陷，济水以西地区自然要一度归属了赵国。

齐湣王十七年（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于济水以西大败齐军。随后燕军渡过济水，一路凯歌高奏，占领齐都临淄。赵国则乘机占领了齐国在济水两岸的大片领土。齐襄王五年（前279），田单率领齐人反攻，一举收复七十多座城邑，赵国仍然占领着原属于齐国的“济东三城合卢、高唐、平原陵地封邑市五十七”（《战国策·赵策四》），大约在齐襄王十九年（前265年）才归还齐国。由此看来，赵国这次占据今长清古济水两岸为时二十年之久。

总之，战国之世，济水两岸尤其济西之地，赵国曾数度占有。《史记》称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对于这一句话，我们当然可以释读为：扁鹊行医，经常来往于齐、赵两国之间，但是更可以释读为：扁鹊故里卢邑以及“家在于郑”的郑地，有时地属齐国，有时地属赵国。正因为扁鹊居于齐、赵之间，所以《史记》为扁鹊立传，开篇既不称他是齐人，又不称他是赵人，仅称其为“勃海郑人”。

四、鹊里考

齐国卢邑故址在今长清归德西南卢城洼，古今无异词。那么，春秋战国卢邑的辖地究竟有多大呢？《左传》襄公十八年十一月，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进占平阴之后，兵分三路围攻京兹、邿、卢。京兹，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战国初年编钟铭文中的“楚京”。《后汉书·郡国志》“卢县”条下“有景兹山”，注引杜预曰“在县东南”。是知京兹邑在景兹山下，大致方位应在今长清东南境，今长清双泉学城的城子顶古城遗址或即其地。邿，应该就是编钟铭文中的“寺力”。邿，杜预注“平阴西有邿山”，可能有误，因为今东障以西并无山丘。邿山应在东障东北方向，因为在长清五峰山以南的仙人台有已被考古发掘的西周春秋邿国贵族墓群。卢邑东南有京兹邑，东面有邿邑，那么卢邑在济水以东的辖地就仅限于长清归德以及长清城区了。所以我们推测，卢邑辖地主要在古济水以西。后世政区的疆域，很大程度上沿袭先秦固有的城邑分野。汉魏至隋唐近千年间，卢县在济水以西都有大片辖地，甚至卢县县城也长期在济水以西的今茌平县境内；卢县建置被撤销以后，原属卢县的济西辖地归属于长清县。长清县辖有济西之地，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要之，先秦时的卢邑，济西有其辖地。

那么，扁鹊既为卢人，其故里在济西，也就实有其可能。

济西平原，地势低洼，屡屡遭到水患的侵扰，沧海桑田，历史上城邑聚落沉沦于地下者不胜计数。不过有一个古地名对我们考证扁鹊故里所在，却十分重要，这就是“鹊里”。元初被蒙古政权封为汉人“四大世侯”之一的长清人严实（字武叔），就出生在鹊里，死后也葬于鹊里。《元好问全集》卷二十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明言：严实“葬于鹊里之新茔”。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祠祀·长清县》：“严公祠，在县西五十里，祀元鲁国公严实。”

鹊里，今为德州市齐河县西南境的仁里集。至于鹊里如何改名仁里，康熙十一年《长清县志》的几条资料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卷二《建置志·属署》：“鹊里递运所，在县治西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大使何本建，员革后改为公馆。”

卷二《建置志·邮铺》：正西茌平路，有野鹊窝铺，距长清城五十里。

卷五《赋役志·里社》：“按长清旧籍，洪武中所置里甲，多元末土著。永乐间，诏徙直隶川陕等处民占籍清邑，分隶各仓里屯。”西仓有野鹊窝保。

由“鹊里递运所”的建置，可以知道，明洪武二十六年仍有鹊里之名。可是到了后来，竟然改作“野鹊窝保（铺）”了。难道鹊里本名野鹊窝，鹊里为野鹊窝的别名？答案是否定的。齐河县情网上有一篇《野鹊窝的传说》，上面说：“在齐河县西南部，有一个集镇，叫仁里集，是方圆一二十里的中心村镇。仁里集曾名野鹊窝，传说，天下只有两个叫野鹊窝的村，一个是山西的野鹊窝，一个是山东的野鹊窝。明朝嘉靖年前，山西野鹊窝的移民来到现今野鹊窝这个地方，见水丰草茂，木秀林葱，成群的野鹊飞逐嬉戏，搭窝栖息，不禁触景生情，想起山西老家的野鹊窝，遂在此聚集而居，命此村名为野鹊窝，以示不忘故地之意。后来，附近一带的人们离家外出几十里或更远，都说家是野鹊窝的。”可见齐河“野鹊窝”的传说，起因于明嘉靖年间的移民。明初以后，山东尤其鲁西的外来移民大多来自山西，即民间所谓的“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老鸹，即乌鸦，在民间信仰中为不祥之鸟，故而“老鸹窝”或改作“老鹳窝”或“喜鹊窝”。移民来到鹊里，不知“鹊里”一名的本义，于是就改称“野鹊窝”了。总之，先有地名“鹊里”，后有地名“野鹊窝”。

齐河野鹊窝改名为“仁里集”，是清末的事。有关“仁里集”一名的来历，齐河县情网上说：“仁里物阜民丰，人民热情好客。清末年间，民间贸易活跃，商贾云集，故为仁里集。”仅仅因此就改名为“仁里”，这一说法实在勉强。

因此，我们做一大胆的设想，无论是鹊里，还是仁里，其得名皆有可能与扁鹊有关。因扁鹊故里在此，故名鹊里；因医为仁者之事，扁鹊故里故称仁里。

卢人扁鹊故里有可能就在鹊里，也就是今天的仁里集。

仁里集以东，我们说过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唐代的文化遗址，推测春秋战国时其正位处湄湖的西岸。仁里集西10里，即今齐河与茌平交界线西侧，是早期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带，除了上文提到的14处遗址之外，还有县城西侧著名的尚庄遗址，以及县东北境的望鲁店、杨官屯遗址，县南境的迟桥、高垣墙遗址。茌平县南接东阿县，东阿县的早期文化遗址集中分布在县境中部，主要有香山、邓庙、魏庄、冢子、王宗汤、前赵、王集、青冢子等遗址。东阿县西南毗邻阳谷县，阳谷县早期遗址集中分布在县境东部和东南部，主要有皇姑冢、景阳冈遗址、黑堌堆、红堌堆、黑土坑、王庄、阿城等。

以上三县文化遗址都位于古济水西侧，集中分布在从西南向东北呈条状带的低缓冈阜、坡地和堌堆上，绝大部分遗址的年代，上起史前龙山时代，甚至是大汶口时代，向下延伸到春秋战国甚至秦汉时期。仁里集就位于这个古文化遗址分布带的东侧，如果我们以上的推想成立，扁鹊故里在仁里集，那么这条异常发达的古文化带的存在，便可以为我们的推想提供一种有力的支持。因为，很显然，若无深厚的文化土壤，扁鹊的诞生则难以想象。

五、扁鹊墓考

按照《史记》本传的记载，扁鹊行医的最后一站是秦国，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遂派刺客刺杀了扁鹊。

扁鹊墓，自古至今，见于记载，全国共有十处：

1、山东长清古卢城东。《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七：“卢城之东有扁鹊冢，云魏时针药之士，以卮腊祷之，所谓卢医也。”

2、长清灵岩山，见《山东河南二省古物调查表》。

3、山东历城，位于鹊山西麓（今属济南市天桥区），有康熙三年盐运司商人张文茂立石，上刻“春秋卢医扁鹊墓”。

4、河北任丘，见《畿辅通志》卷一百七十。

5、河北朝城，《大清一统志》卷十二“河间府”：“按《元和志》，冢在朝城县罗城西北隅。”

6、河南开封，《医乘》卷上：“扁鹊墓在阊闾门外西北菩提东。原在子城内，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节度使张宏靖徙葬于此。”

7、河南汤阴，始见载于南宋（范成大《揽辔录》、楼钥《北行日录》）。

8、山西永济，墓在清华镇（固市）东，墓碑有“大观元年”字样。

9、陕西临潼，《临潼县志》：“扁鹊墓在县东北三十里。”

10、陕西咸阳，《畿辅通志》卷一百七十“古迹·陵墓六”：“按诸书所记扁鹊墓凡五处。扁鹊为秦太医令所刺杀，则《咸阳记》言冢在城东者为然矣。任丘之冢，殆因《史记》‘郑人’之文而伪托者。”

以上十处扁鹊墓，以卢城东的扁鹊墓最为古老，起码北魏时就已存在，且从当时医生每年都用酒肉祭祷于墓前的情形看，也得到世人广泛的认同。扁鹊墓应以此处为真。这也是扁鹊故里在卢邑的一个力证。

《史记》中，扁鹊为虢太子治病，给他作助手的是他的弟子子阳和子豹。在汉代其他典籍中，协助扁鹊为虢太子治病的弟子还有几个，比如《韩诗外传》、《说苑》都说，当时“子同捧药，子阳灸阳，子游按磨，子仪反神，子越扶形”。其中，子同或作子容，子仪或作阳仪。总之，扁鹊门下有很多弟子。我们推想，正是这些随从的弟子护送扁鹊灵柩返回故乡，入土为安的。

在济南地区，扁鹊遗迹还集中分布在济南城北郊的药山、鹊山一带。

药山位于古济水之南，山上旧时盛产阳起石，据传扁鹊曾采药于此，故称药山。鹊山位于古济水之北，据传因扁鹊在此炼药而得名。过去鹊山上有扁鹊祠。鹊山西麓扁鹊冢，高约二米，冢前碑碣上镌刻“春秋卢医扁鹊墓”，下书：“大清康熙三年盐运司商人张文茂立石。”就传世文献看，鹊山与扁鹊关系的认定，至迟始自北宋，北宋齐州知州曾巩泛舟北湖（鹊山湖）以及陈师道登临鹊山的诗文作品就是明证。

鹊山、药山距离卢邑不过百里之遥，况且又是由卢邑往返于齐都临淄的水陆必经之地，当年扁鹊行医于此，采药于此，实有可能。而这也正是古人附会扁鹊葬于此的原因和背景。

 

张华松（1962- ），男，山东威海人，现任济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电话1566601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