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02-06 阅读：1414 次

——以舟山地名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为例

王建富

（浙江省舟山市区划地名办公室 编审）

 

前    言

舟山悬居大海，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籍籍无名，被人歧视，蔑称为“甬东”或“海中洲”。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处海疆的舟山经历了远离朝政、远离战火的宁静渔猎生活，也经历了朝野关注，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见证了我国从“黄土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历程。纵观舟山的历史变迁，与海洋观念和海上丝路发展密不可分，因海上丝路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命运。地名，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历史进程。

一、早期舟山地名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

古人造字，初以象形，后有会意，地名用字往往记录了当地人文或自然的典型特征。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大唐朝廷在舟山群岛设立了翁山县，这既有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更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和由此带来的明州港的繁盛。古老的鄮县，以及明州、翁山县等在唐代出现的新兴政区地名记录了海上丝路的发展轨迹。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州港的兴起

2000多年的公元前221年，一个新的会意字在浙江流行。其时，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改过去的分封制为郡县制。其中，会稽郡下设有鄮县。“鄮”字从贸，从邑，意为因贸易而兴盛的城镇。鄮县地域辽阔，山海兼蓄，县治设于古甬江口，为长江、钱塘江和甬江三江交汇之处，通江达海，为山海贸易的汇聚之处。唐初的《十道四蕃志》[1]说:“鄮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我们无法确知先有鄮县还是先有鄮山。但是，鄮县的设立，使“鄮”字成为虽然使用频率不高，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因海上贸易而兴盛的政区的地名用字。

我国的海外贸易，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辽东半岛先民利用比较强大的黄河出海水流，开通“北方航路”，与朝鲜半岛建立了海上通商关系。但是，由于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受海陆热力差异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季风气候，夏季盛行偏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与此同时，受强大的黑潮分支的影响，无论夏季还是冬季，渤海和黄海的沿岸流都是顺着海岸自北向南流淌，直到长江口附近，才在长江水流的推动下，出现自西向东的海流。因此，“北方航路”的贸易受到风向和海流的限制，可靠性、安全性比较差，规模难以扩大。

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下，鄮县的海上贸易可能包括了吴越一带与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刳木为舟”的舟山先民的贸易，也可能包括了在风浪和海流作用下漂流而至的海外各国商人的贸易，天长日久，遂成集市，因市兴城。

秦代，盛行神仙之术。山东琅玡人安期生循着海上贸易的航线，在商船的帮助下来到舟山，在桃花、朱家尖、舟山等各大岛屿采药炼丹，带来了中原和北方人的寻仙风俗。云蒸霞蔚，海山若现的舟山群岛自此成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和寻仙者的圣地。此后，安期生的同乡，伟大的拓荒者、航海家徐福，巧妙地利用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以国家的力量和吴越人的造船技术组建了庞大的船队，自山东半岛出发，顺黄海沿岸流到长江口、杭州湾和舟山群岛，经两次尝试后，带领三千随从舟山顺流航行到日本九州的有明海，开拓了自中国东南沿海到日本的海上航线。

徐福入海求仙药并东渡日本的航线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在黄海、东海区域留下的山东蓬莱阁、浙江慈溪达蓬山和舟山的蓬莱山（今岱山岛）等地名，与我国近海的海流走向一致，忠实地记录了古人利用我国沿海海流知识进行海飘、航海的历史和航线的走向。

徐福船队开辟的中日间“南方航路”，借助了民间形成的对季风和海流的认识，可靠性和安全性都较“北方航路”强许多，从此打开了一条新的海上贸易线路。

徐福是中日交流的先驱者，他把中国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术与习俗文化等带到了那里，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得到了推广，使日本很快由新石器时代跃入铜铁器时代，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人认为，徐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尊其为神武天皇。1994年4月，新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后裔。他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在他的老家还有“秦阳馆”。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汉武帝致力于与海上各国的往来，先后开辟了三条航路：

——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的南北“沿海航路”；

——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的东洋“北方航路”；

——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南洋航路。

对于“南洋航路”，《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平帝元始中……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经专家考证，已程不国就是斯里兰卡。由此可见，其时的贸易船队已经到达了南亚一带，且贸易频繁，多有往来！

“南洋”和“北方”两条航路的开辟，分别建立了中国到南亚和东亚的贸易线路，而沟通南北的“沿海”航线，则将从两个不同方向形成的贸易线路串联在一起，实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沿中国海岸的贯穿。当时的鄮县，因其在中国海岸线中点和长江、钱塘江出海口的优势位置，成为重要的江海联运中转港。舟山作为鄮县的藩篱和门户，自然成为贸易船队的避风、补给和候泊的天然港湾，也难免会有“水水中转”贸易的发生和逐利船只的参与。

东汉时期，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Imperator Caesa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于公元166年遣使汉朝，来到当时称为中国日南郡的越南一带向中国皇帝进贡象牙、犀角和玳瑁，“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延伸到地中海沿岸。

汉代以后，三国吴和东晋分别有一次和九次与南洋的官方贸易，“海上丝路”并未因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代而中断。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梁、陈利用其为南方政权的优势，分别有23次、39次和14次与南洋的朝贡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发展。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结束了南北对峙，再次实现了南北大统一。此后，隋炀帝杨广举全国之力贯通南北运河，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实现了南北纵向漕运的畅通，并与自春秋至西晋时期建成的杭甬运河相沟通，形成了陆海联运的新通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获得迅猛发展的南方经济，与北方政治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

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商人，同时也会有战争！海上商贸的发展，既让商人们在“调有无、贸余缺”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让崇尚武力打击的政客们看到了海外诸国的丰富资源，经常蠢蠢欲动，试图以战争手段攫取财富。三国时期以江南地区建立吴国的孙权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客。由于步马兵不及魏国，朝北开疆拓土的通道被完全堵死，在强大水军的支撑下，孙权先是派人探险，循商船的航线“觅取海外之发展，谋求贸易之利”，既而于公元23O年派兵远征，出长江口，经舟山群岛以武力攻打当时称为夷洲的台湾，掠取财富无数，带回土著数千。

公元6O7年，隋炀帝模仿孙权的策略，先是派令羽骑尉朱宽入海，以求访异俗为名侦察情报，既而出言威胁，诱迫臣服。不从。又于61O年派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兵万余人，从长江口、杭州湾出发，经舟山群岛，转道广东义安击伐流求国。长期习惯于海上和平贸易生活的流求人不防有诈，初见船舰，以为商旅，纷纷前来海边贸易。陈稜乘机攻击，获得大胜。此后，陈稜分军五路进攻流求国都城，斩流求王欢斯渴剌兜，俘获其子岛槌，焚其宫室，掠其财宝，虏数千男女而归。据宋元时期的舟山地方志记载，当陈稜舰船行军到舟山时，遇风雨晦冥，雾罩海岛，将士皆惧。陈稜因此停泊休整、演练，并在今岱山岛沙洋和上船跳附近刑白马祭海，形成了刑马石览地名。“石览”字也从此成为全国唯有定海和岱山才使用的地方性地名用字。经多轮申报陈述和国家语委批准，目前已经纳入国家规范汉字体系。

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通商事务，广州由此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海上贸易更加兴盛，生丝、丝绸、瓷器、五金等源源输出国外，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等奢侈品和药材由此得到大量进口。在此背景下，地处三江口的鄮县和长江口的扬州因其地处沟通陆海联运的独特位置，远洋大帆船靠岸卸载分流，内河平底船齐聚中转交易，鄮县中转港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因贸兴市的鄮县，从此成为“海丝路”上的大港口，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县治。受此辐射，舟山的渔盐经济得到发展，居住人口逐渐增加。

（二）东洋“南方航路”的再次开辟催生了翁山县的设立

唐朝立国初期，政治清明，国势强盛，经济欣欣向荣，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丝织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号称“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大量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主的剩余商品的积累，引发了对扩大海外贸易的迫切需求，而造船业和航海术的发展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在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与中国保持官方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70余个，形成了“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3]的空前盛况。地处东亚的韩国和日本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从公元630年的唐贞观四年开始，日本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多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当时非常落后的日本刮起了“大唐风”。起先，这些遣唐使团有船只2艘，随员百余名，顺着朝鲜半岛和渤海、黄海海流的走向，从东洋“北方航路”来唐，再或从山东半岛或从长江口一带出海，经舟山回国。

公元659年，以坂合部石布为首的第四批遣唐使来华，时值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交战，船队被迫从百济以南海中诸岛向南航行。其中，坂合部石布乘坐的船只经舟山外围区域漂流到当时尚属括州的温州一带；副使津守吉祥乘坐的第二艘船漂流到越州的须岸山。这个须岸山，就是舟山第一本地方志——宋《乾道四明图经·昌国》所记载的“如岸山”，“须岸”和“如岸”仅是对方言音的不同写法而已。《乾道四明图经·昌国》同时记载，“如岸山，在县西北三百里”，按相关位置推测，应该在当时的西岱山附近，即今岱山的岱西至双合一带。

公元702年，日本派出的第8批遣唐使团在粟田真人率领下赴唐。当时，与日本交好的百济国被新罗吞并，日本与强盛起来的新罗交恶，“北方航路”遇阻。船队从日本南岛发航，横穿东海，直达属鄮县的舟山，经登岛休整后，再到当时属楚州的江苏盐城登陆，然后顺运河和黄河到达长安，拜见了武则天。让日本人感意外的是，此次走“南方航路”的海上航行非常顺利，只用了三五天时间，较原来的“北方航路”大大缩短了航程[4]。

据说，粟田真人读过很多中国的经、史类书籍，能说汉语，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觐见武则天时，他头戴进德冠，身穿紫色的官袍，腰系丝织腰带，举止温文儒雅，令武则天十分高兴，任命他为从六品的司封员外郎。而粟田真人出使大唐的最大收获是，武则天同意了他将日本国号由“倭”改为“日本”的请求。这就是唐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所说的：“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此前，日本人感觉倭国名字不好听，由前几任遣唐使多次申请要求更改国号，圴未办成。粟田真人开辟新航路和获准改国号的这两大实绩，也让他成为日本的大功臣。自此，遣唐使来华，多走这条吉祥的“南方航路”。

与此同时，日渐强大的新罗国，派出大量的贸易船队通过“南方航路”与唐朝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诸蕃志·新罗》[5]记载“商人……兴贩，必先至四明，以人参、水银、麝香，换取五色缬绢和瓷器等”。

在这个交流过程中，自古因海上贸易而建立的鄮县，以其联络江海和交通中转的优势，也成为自“南洋航路”而来的东南亚、南亚各国货物自广州登岸后，经“沿海航路”中转入中原的集散地，遂成“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6]的大海港。

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领导下的大唐朝廷着手开展了行政区划改革。先是于公元733年将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确立的将全国划分为10个道的行政体制，析分成15个道。同时，在一些辖域较广或地处偏远的区域分置新的州县或恢复曾经撤并的州县，以加强统治。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眼光长远、通晓事理、懂得解决难题，在任“中书舍人”期间，被同僚们誉为“解事舍人[7]”的齐澣，调任润州刺史兼领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到任以后，着手对久治未成的漕渠淤积问题进行了研究，移江南漕路到京口塘下，在瓜洲与三汊河之间开凿长12.5公里的伊娄河，省去了水陆转运环节，每年节约运费数十万两。

次年农历四月，王叔通任鄮县县令。上任之初，王叔通为鄮县发达的经济、繁华的贸易所惊异。经过调研，他认为以这个国际贸易中转港和集散地的繁盛而言，仅设县治已经不能体现它的重要地位，现有的管理体制无法满足贸易管理的需要。王叔通同时认为，鄮县下属的舟山是重要的候泊、休憩和补给之地，以族老为主的松散管理，难以解决海上治安问题，是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巨大隐患。于是，王叔通向齐澣提出了将鄮县升格为州，其下细分为四个县的建议。为了让朝廷能够更快地支持他的建议，王叔通还主动请缨提出了兼任翁山县首任县令的想法。

收到王叔通的报告后，齐澣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迅速向朝廷上报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这个报告正中全面开展对外开放，尝试着从黄土地走向蓝色海洋的唐玄宗的下怀，当即予以批准。于是，升鄮县为明州，将原鄮县地分为鄮、奉化、慈溪和翁山四个县。其中的翁山县，即包括了舟山群岛全域。

鄮县升格后之所以取名为明州，史书的说法是以四明山为名，但其中是否包含了唐玄宗希冀以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为大唐走向海洋带来光明前景的涵义，也未可知。

明州设立以后，齐澣把镇江附近因运河改道而失业的500户流民迁徙到包括翁山县在内的明州境内，大大充实了能够参与和协助贸易活动的民工，起到了开发海岛和安置流民的双赢效果。

二、昌国地名，宋元海上丝路兴盛历史的生动记忆

盛世之后，由内部而起的“安史之乱”扰乱了大唐发展的节奏，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从此战事频仍，逐渐由繁荣走向衰落。其间，地处海隅的舟山也难逃战争的阴影。于是，唐朝廷以海岛农民起义扰乱了海外贸易等为由，于大历六年（771年）撤销了翁山县，舟山发展的脚步再次受到迟滞。

然而，丰饶之地总有闪光之时。孤寂的舟山群岛再次因宋代海上丝路的繁盛而复兴，成为关乎国家兴盛的“昌国”之地。与中国的英译名“China”源于阿拉伯人对瓷都古昌南镇（景德镇）的音译，是对海上丝路的忠实记忆一样，昌国地名的产生直接源于对海上丝路的忠实守护。

（一）海上丝路的兴盛催生了昌国地名的产生。

翁山撤县以后，扼守长江、钱塘江和甬江三江之口的舟山海上治安环境走向恶化，自广州中转后北上明州和扬州的商船受到了威胁。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农民起义军余部并不能阻挡唐朝海上大贸易的巨大惯性，大唐皇朝迅速收拾了残局，自明州、扬州等地起点的东洋贸易航路迅即得以恢复，经江（河）海联运到明州、扬州，再经广州水水中转的南洋贸易航路也依旧兴盛。

史料记载，公元771年以后，日本继续派出遣唐使经舟山来华。其间，日僧慧锷于咸通四年（863年）自五台山请观音像去日本，在梅岑山触礁，留像于岛上，开创了普陀山佛教的千年兴盛。

与此同时，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路，仍是盛况空前。其中，北方的白瓷、洪州的黄褐釉瓷、长沙的铜官窑瓷和越州的青瓷等瓷器，多从水路出长江和甬江口，经舟山后或直达东亚，或经广州水水中转后远销到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一带。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历史翻到五代十国时期，临安人钱镠以杭州为都城建立了吴越国。吴越国虽是蕞尔小国，但长期受海上丝路贸易的熏陶，熟知丝瓷贸易的巨大利益，深谙造船技术和海上贸易的方法。为保障海上航路的畅通，吴越国于公元909年复设翁山县。其后，曾有贩私盐经历的钱镠在偏僻的岑港建立海内外贸易基地，“南北舟舶辐辏于此”[8]，造就了海上贸易的城镇，誉称“六国港口”[9]。

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然而，北宋皇朝虽然结束了十国的纷争，却始终难以摆脱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积贫积弱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交通成为沟通中外往来，获取商贸利益的主要途径。

自唐代开始，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受到了热捧，沉重易碎的瓷器成为海丝路上的大宗货物。

受唐代影响，宋朝廷自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公元971年，宋太祖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重开外贸的窗口。

北宋熙宁年间，经过范仲淹主张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洗礼之后，宋朝廷实行更加空前的开放政策。当时，强大的贸易船队与东洋的高丽、日本和西洋诸国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影响直达西亚和非洲。

然而，扼守江（河）海联运门户的舟山的海上治安问题，一直是北宋朝廷扩大贸易规模的瓶颈。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根据曾任鄞县知县，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王安石等官员的奏请，宋神宗赵顼先是准许在舟山置尉负责海岛治安与剿灭海盗事宜。继而又于两月后在故翁山县地重建县治，并弃用旧翁山之名，赐新县名为“昌国”。

关于昌国地名的含义，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对王安石等人的奏本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意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可以昌壮国势焉。”也就是说，大宋朝廷从海洋的视野出发，将建县问题上升到了保护海上丝路安全，关乎国家富国的战略高度。

（二）昌国设县后对海上丝路发展的促进作用

昌国设县之后，经过舟山到达明州、杭州和长江口、山东半岛等地的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舟山从此步入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息息相关的新时期。

昌国设县之后，海路绥靖。在舟山的强力拱卫之下，从明州出发的东洋航路与经广州水水中转后的西（南）洋航路，以及从长江、运河而来的运输线在此交汇，宋朝廷于1102年，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明州和杭州作为江（河）海联运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依托海外贸易的繁荣，北宋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年纳税商品交易额超过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工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比重超越了农业税收[10]。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也蔚为壮观。当时，参与贸易的既有称为“神舟”的官造巨型海船，也有称为“客舟”的民间大型海船，一路相随，前后绵延数里。《宋史·高丽传》记载，公元1078年，宋神宗在明州专门建造了两艘名为“神舟”的官船出使高丽。这两艘海船“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记载，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新建两艘神舟，与六艘客舟组成豪华船队，经停舟山的沈家门和梅岑山等地后潇潇洒洒地驶往高丽。

南宋时期，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11]遂组建护航舰队，改善港口条件，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据专家考证，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沟通了亚非欧三大洲。其中，销往东洋的商品不仅包括瓷器、丝绸、茶叶、乐器、药材、书籍等国内的货物，还包括了香料、象牙、犀角等从西（南）洋航路转运来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的特产。由于越州窑青瓷产品在东洋瓷器贸易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对高丽国的瓷器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催生了高丽的翡色青瓷。

所谓贸易，就是贸有无，调余缺。东西方在文化和物产上巨大差异，为中外贸易打开广阔的市场，南宋朝进出口贸易盈利收入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20%[12]。据考证，宋代外贸的大头在西（南）洋。2007年整体出水的“南海一号”，就是一艘从南宋出发，驶往西（南）洋的商船，装载有7万-8万件瓷器，其中不仅有福建出产的德化窑、磁灶窑产品，还有大量的景德镇瓷器。西亚等国的考古证实，在叙利亚的哈玛等遗址中，有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杭州官窑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13]。

出于对文化艺术方面的过度追求，南宋朝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香料、象牙、犀角、珊瑚等奢侈品，这些商品从西（南）洋而来，经广州、泉州等地中转后，经舟山海域运入繁华的临安城。

昌国设县后，舟山的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地方史料记载，复县仅四十多年后的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舟山有本客籍人口11475户、35186人，较初设昌国县时增长了10多倍，大大提高了舟山的人气。与此同时，从1073年设县到乾道年间（1163～1173年）的近一百年时间里，昌国县通过捍卤筑塘等措施新增滩涂围垦面积103.25平方公里，开发官、民田15.9万亩。宝庆年间，昌国县每年夏税收绢2558匹、绸625匹、丝绵10722两，秋税收官粮3689石，年盐业产量4131吨。

针对当地居民和海上贸易的需求，昌国县官府在全县境内设置了15个酒坊，年收入纯利润10927贯，远远超过了当年昌国县农渔业税和免役税等税收总额。

依托地利，舟山的文化交流也随海上丝路的兴盛，得到了发展。1072年日僧成寻来华参佛、1124年宋使团奉使高丽、1261年日僧直翁智侃赍先师兰溪和尚语录入宋谒普陀山等事件，都对中日、中韩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徐兢的《奉使高丽图经》等都记载了大量的舟山地名和风土人情。其中，对沈家门地名的记载，是该地名第一次在历史文献中露面，对研究世界著名渔港——沈家门港的形成及名称来历具有重大意义。《奉使高丽图经》同时记载：“……小于洲而也可居者，则曰岛，三岛之类是也。小于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者，则曰苫，如苫屿而其质纯石者，则曰焦。”形成了对海岛地名分类的完整体系，这也是古代文献中唯一可查的关于海岛通名的史料，其价值，弥足珍贵。

（三）忽必烈东征日本催生了昌国县行政区划的升格

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元朝廷，在东征西伐中与世界各类文明广为接触，既具有大陆文明所难得的开阔视野，又保持了马背上民族的原始野性，对外实施了和平贸易与武力征讨并举的政策。地处海陆交汇处的舟山，因此成为海上贸易和海上征伐的交结点，催生了行政区域的升格。

元朝建立之后，利用其陆上霸王的优势，一方面重开陆上丝路，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保持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攻取浙、闽等地后，元朝廷于1277年循唐宋旧制在泉州、庆元[14]、上海、澉浦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市舶司。到13世纪末，市舶司裁并，留庆元、泉州、广州三处。

海上丝路的繁华，在广州、泉州等地催生了大批异域富商。这些侨居中国的商人，富甲一方，实力强劲。在商贸利益导向之下，元朝廷沿袭了南宋任用异域海商为官的做法，重用曾提举泉州市舶司的降臣，阿拉伯人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中书左丞，蒲寿庚的子孙也多高居行省级高官，成为富贵满门的红顶海商世家。

面对利益诱惑，元朝廷大搞垄断，于1284年开创了由官方投资，商人出力，按官七民三比例分成的官私合营方式，获利更巨，与元代开展国际贸易的国家达一百多处。

元朝建国后，元太祖忽必烈多次遣使招谕日本，但被好武的日本幕府政权吃了闭门羹。如此不给面子的行为，令强悍神武的忽必烈很难堪。于是，元朝廷开始安排对日行动。

公元1274年，忽必烈在攻打南宋的同时，组建了一支32300人的蒙、汉、高丽三族联军，从朝鲜半岛出发东征日本。在取得小胜之后，因台风袭击而受挫。

征东失败之后，忽必烈又两次遣使日本递送国书，均被杀害，令他大为震怒，决心再次出征日本。

南宋被灭之后，元军招降宋军和海盗，在东南沿海筹建海军，拟从当时称为庆元的宁波出发，从海路征东。

其间，元朝廷根据筹备征东工作和守护贸易航线的需要，于1278年农历二月，将昌国县升格为昌国州，舟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地市级的行政建置，并破例授汉人刘思义为宣武将军衔，任命他担任相当于市委书记的州达鲁花赤一职。

公元1281年，忽必烈的江南海军从庆元起航，经舟山跨海征东。同时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组建东路军，取道高丽出征。两军一路掠杀，会师于日本壹岐岛，却再次因遇台风袭击功败垂成。

三、双屿港，充满血与泪的中欧贸易尝试

明代，由于受倭寇、海盗的骚扰造成海疆不靖，以及重农抑商理念等因素的影响[15]，明朝廷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强迁海岛居民入内地，“不许片板入海”。此前，发生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明朝征南将军汤和军队在昌国县兰秀山等地遭元末农民起义军方国珍旧部袭击；兰山、秀山、岱山、长涂、金塘五岛民军，驾舟200余艘，袭定海县，攻明州、占象山县城以及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等事件，都是实施“海禁”政策的直接诱因。作为“海禁”政策的源头之一，舟山群岛首当其冲，成为 “海禁”政策的最大受害地。1386年，朝廷派兵强迁舟山群岛46岛居民三万余人入内地。其间，因邑民王国祚赴金陵面圣，力陈翁洲[16]不可迁徙之理由，明太祖准允547户，8805人留守舟山岛，与驻军同守昌国城。翌年六月，废昌国县，置昌国乡[17]。从此，人口剧减，渔场沉寂，经济凋零。舟山群岛的社会经济发展走向大倒退时期。

在大明皇朝闭关锁国，继续固守一片黄土地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面，欧洲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此时，深受《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18]游记等影响的欧洲人，对地处东方的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进入16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开展了大规模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出现了著名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15世纪后期开始，欧洲高度发达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并循着前人的记载，到印度和中国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开启了通向中国的海上门户。从1513年开始，葡萄牙人先后到达广东和福建沿海。明嘉靖二年（1523年）五艘葡萄牙船攻打广东新化县西草湾，受到明军的沉重打击，损失舰船2艘，人员77人。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北上寻找新的贸易基地。

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开始的禁海徙民之后，包括双屿港[19]在内的舟山群岛多数海岛处于无政府管理的荒芜之中。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使者宗设谦道与南海道细川氏使者瑞佐、宋素卿两个贸易使团在宁波发生史称“争贡事件”的使团争执，宗设谦道杀死了瑞佐，并乘机烧杀焚掠，杀备倭都指挥刘锦，掳指挥袁琏。为此，明朝廷罢撤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禁止国家间的朝贡贸易，日本商人从此走上以沿海荒废岛屿为基地的海上武装走私贸易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六横双屿港因与宁波距离接近，海上交通便利，避风锚泊条件良好等因素遂成为日本人的首选贸易区域。明嘉靖三年（1524年），葡萄牙人在李光头、许栋、王直（一作汪直）等中国和日本海商的引导下，参与进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之中。从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日本、东南亚商人纷至沓来，在双屿进行互市贸易，东南沿海粤、闽、浙、徽等商人也蜂拥而至，双屿港顿时成为多国贸易的“自由港”。经过二十多年的走私经营，双屿由港兴市，由市建城，发展成一个有人口3000人，房屋1000余座，建有医院、教堂和市场的小城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一艘艘坚固的货船满载着象牙、珍珠、犀角、香料和宝石驶进港口，又满载着华丽的丝绸、精美的瓷器和上好的茶叶缓缓驶出境外。

由于双屿港所在的舟山群岛在当时属于宁波府治下，距离宁波很近，国内的主要贸易货物大多由陆路到达宁波，转而由宁波入海到双屿港交易。因此，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人将当时籍籍无名的六横岛和双屿港用他们已经略有所知，但又了解得不甚清晰的宁波（Liampo）来指称。其间，在西方编绘的地图中，均将双屿港名称译注为“Liampo”。

通过双屿港的走私贸易活动，舟山群岛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廷派时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的朱纨负责剿灭双屿事宜。四月七日夜间，朱纨弃当地军队，调取福建福清水师380艘6000余人的兵力，由都指挥卢镗率领，成功突袭双屿港，大败武装海商，俘虏了李光头，一把大火把双屿港焚烧殆尽。许多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所带来的黑人，被官军或杀或擒。葡萄牙目击者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称：

“此次上帝所予可怖之惩戒，几达五小时之久，凶猛之敌人使Liaampo境内，一无遗存。凡为彼等所见者，一律破坏焚毁。此外，复有基督徒一万二千人(按：恐为一千二百人之误)被害，内有葡萄牙籍八百，俱在三十五艘小艇及四十二艘巨舰中焚毙者。金锭、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及其他货物，损失二百万金。”[20]

双屿葡萄牙人和走私集团被驱逐之后，朱纨亲临双屿视察，本来考虑“贼除之后、即将此地立为水寨、屯军聚守、勿令空闲、复为贼人所据、庶外足以拒贼、内足以藩屏”[21]，但因众人商议“福兵俱不愿留，双屿四面大洋、势甚孤危、难以立营戍守，只塞港口为当”[22]，只好命令官军“聚椿采石、填塞双港”[23]。这个盛极一时的国际私贸区，终于在一场欢宴之后由于其成员的引火自焚，就此告别了畸形的繁荣，再次成为国家的“驱遣之地”。

四、定海山，固守防御战略下的深刻教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为的“海禁”掩饰不住战略要地的闪亮光芒。当历史翻到清康熙年间之时，强大的大清帝国平定了台湾，绥靖了海疆，清朝廷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24]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此时，朝廷上下再一次看到了舟山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展复舟山的动议正在悄悄地酝酿！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浙江巡抚赵士麟，会同定海镇总兵孙惟统等撰写了《舟山展复事宜疏》，向康熙提出建议：复迁原籍舟山各岛的百姓回岛，并鼓励内地农民迁至舟山群岛垦荒屯田，提出“舟山为宁郡藩篱,亟展设兵防守，请移定海镇于舟山，统三营驻扎镇守” [25]的主张。于是，清政府颁“展海令”，开始展复舟山，并移定海镇[26]至舟山岛，建舟山镇，改定海镇总兵为舟山镇总兵。从此，渔农、百业渐渐复兴。

舟山，本是昌国县城南面的一座小山，名称产生于宋代。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舟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也就是说，因为县治的设置和繁华，县治之南的小岛四周，形成了舟帆云集的壮观场面，民众因此形象地称之为“舟山”。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县令赵大忠在山侧辟舟山渡，置航船往来于昌国和明州。昌国废县后，留守群岛的岛民主要聚居在故县城附近，仍然通过舟山渡同外界联系。慢慢地，昌国名称渐隐，而舟山之名逐渐发展成为对整个舟山岛乃至舟山群岛的称呼。至嘉靖年抗倭名将浙江总督胡宗宪撰《舟山论》时，“舟山”一名已指整个舟山群岛[27]。

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五月，舟山镇总兵黄大来会同浙江巡抚赵士麟等，向皇帝提出了在舟山群岛重设县治的建议。翌年五月,康熙帝批示：“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遂取海波永定之义，诏改“舟山”为“定海山”，颁赐宸翰，题赐“定海山”额。1688年，清朝廷批准在舟山群岛设立定海县，并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

从舟山群岛再次复县，并改县名为“定海县”的过程来看：一是朝廷上下均认识到“舟山为宁郡藩篱”这个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多人多次提出复县的想法，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二是在中国历史上名声赫赫的康熙皇帝，取“海波永定”之义，亲自将舟山岛更名为定海山，并“强夺”相邻的定海县作为在舟山群岛新设的县级政区名称，明显体现了康熙皇帝以海岛为屏障的固守战略思想。可见，此次复县是一种战略举措，是舟山群岛上第二次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次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舟山群岛的全面复兴。新定海县设立之后，原籍舟山各岛的百姓纷纷回迁，江浙等沿海各地穷困百姓见舟山群岛地广人稀，有丰富盐业、渔业资源，也陆续呼朋唤友，将妇携雏来海岛定居。然，因迁徙时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28]”、“民死过半，枕藉道涂……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29]”，其中真正为舟山原籍者回迁者不多，多数则从沿海各地，甚至从全国各地迁来。二十五年之后，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定海县总人口上升为7253人[30]。

经过明代和清初海禁时期的休养，舟山海域渔业资源得到了保护，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种群数量庞大。自清雍正、乾隆年间开始，随着“康乾盛世”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大对、大捕等新的渔业生产方式开始兴起，渔业生产范围不断扩大，舟山群岛各岛屿周围的浅海、港湾及岱衢洋、黄泽洋、大戢洋和嵊山渔场、中街山渔场、洋鞍渔场、长江口渔场等区域都逐渐得到大规模聚捕，舟山渔场进入大开发时期。其间，苏、浙、闽一带渔民的大量渔船云集舟山渔场生产作业：“江南、浙江、福建沿海诸郡渔船毕集于此[31]”。其中，部分渔民在生产作业过程中陆续上岛定居。

清朝的海岛开发战略贯穿了整个大清皇朝全过程，舟山群岛的开发也因此逐渐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09年（清宣统元年），舟山群岛人口达到78177户，371977人，分别比三百年前的1713年增长了46.9倍和50.3倍。

但是，作为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皇朝的皇帝，康熙大帝深受白山黑水造就的山水视野的自囿，摆脱不了生活习惯和人文血脉的影响。从当初朝廷大臣向康熙灌输的“舟山为宁郡藩篱”等理念来看，爱新觉罗·玄烨对舟山群岛区位优势的认识，与宋神宗赵顼提出的“东控日本……足可以昌壮国势焉”等观点相比，显然又略逊了一筹。而康熙皇帝取“海波永宁”之义命名的“定海”一名，也仅将舟山群岛定位为海岸关防和华东门户的地位，缺乏开阔的海洋视野，缺乏开发海洋的经济理念。因此，在此基础形成的海岛开发战略，其核心是巩固海防，戍卫边疆。玄烨的孙辈们既没有康熙大帝英明神武，也被皇宫高墙阻挡了视野，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可见，自康熙年间开始实施的海岛开发战略，仅仅是对海洋渔业、盐业和土地资源的原始攫取，并未形成海洋经济和海上贸易的大繁荣，这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埋下了伏笔。

1600年，英国年成立东印度公司。此后，在英帝国大规模开展世界贸易和殖民扩张，特别是来自荷兰的威廉于1688年入主英国后，把荷兰的制度移植到了英国，海上力量成为英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工具，东印度的贸易也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清政府在舟山岛南岸的定海道头[32]建立了商馆(俗称红毛馆或西洋楼)，为外国商人提供膳宿。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客恰浦率商船四艘到舟山开展海上贸易。此后，东印度公司在开展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测绘地形，收集地理、政治、军事和人文方面的情报，为进一步扩张海洋权益做准备。1703年，为英国军队提供地图服务的桑顿公司一改过去以中国全国或省区为制图单位的绘图方式，以小小的舟山群岛作为单幅地图的制图单元，充分暴露了其计划以舟山群岛为跳板，大规模扩大对华贸易的野心。1710年，到舟山贸易的船舶增到10艘。1755年“外洋番船收泊定海，舍粤就浙，岁岁来宁[33]”[34]。通过上述贸易，英国殖民者觊觎中国这个神秘东方帝国的野心进一步放大，意图占领舟山群岛作为建立自由贸易港以攫取中国巨大资源和财富。

1756年起，清廷转而拒绝外国商人来舟山和宁波通商。1759年，东印度公司又派洪任辉（James Flint，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乘“成功”号到舟山，意图继续在舟山群岛立足，遭到驱逐。1792～1793年，英国人又派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再次要求清政府允许其商人在舟山群岛居住并开展贸易，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35]。1839年，英国殖民者开始谋划侵略舟山的行动计划。11月4日，英国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给海军上校、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的机密件中说：“女王陛下政府意欲……占领舟山群岛，拦截沿海船只……”[36]。

     1840年7月5日，英侵略军司令伯麦率各类舰只26艘进攻舟山。时定海总兵张朝发率部二千余人驻守。英军进攻定海，张朝发部在港口水面接战，“时承平久，兵不习战，仓卒应变，闻炮声多畏缩”[37]，张朝发折股落水，守城清军一触即溃，英军于次日凌晨占领了定海城，鸦片战争爆发！舟山群岛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1841年2月，英军撤出舟山群岛。9月26日，英军再次进攻舟山，此前已在舟山群岛集结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三位总兵率部英勇抵抗。双方激战六昼夜后，三位总兵同日壮烈殉国，戍守清军大部分阵亡。定海再次沦陷。1846年，中英签订《退还舟山条款》，英军于7月退出舟山。但在《条款》中规定：“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国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38]1856年10月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5月，英法联军再次侵占定海城。

    鸦片战争的失败，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清朝政府从此丧权辱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巨大的财富从此易手，自东方流往西方。但是，侵略者隆隆的炮声也打痛了国人，打醒了国人，让长期固守黄土地、黑土地的中国人看清了外面的世界，初步体味到了海洋的价值。同时，被武力打开的上海、宁波等口岸的贸易活动，也间接带动了舟山群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不愿偏居小岛，不甘寂寞的岛民，开始走出群岛，到上海、宁波等贸易口岸施展才华，逐步形成了以朱葆三、刘鸿生、周祥生等为代表的宁波帮定海商人群体，带动了舟山群岛民风乡风的转变。

五、舟山群岛新区与第三次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新。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不得不使新生的人民政府以巩固政权、解决温饱为政策导向。为巩固新生政权的国防实力，1953年6月10日，经政务院批准，以舟山设立舟山专区，东海海域再次出现地市级的行政政权，群岛之星再现光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东风吹醒了岛民头脑，挣脱了大锅饭式生产关系束缚的偏远小岛渔村居民，借助生产力发展和当时比较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早受益者。其间，群岛的经济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渔、港 、景资源优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1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舟山地区，设立地级舟山市，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群岛设立的地级市。

但是，随之而来的渔业资源衰退，也使千岛之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的带动下，从“黄土地”走向“蓝色海洋”；改革开放，拓宽了国人的视野，让国人和岛民看清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看到了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步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舟山再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间，舟山人民开始将对“渔、港、景”资源优势的认识，转变为“港、景、渔”理念。

“舟山”地名源于港口、源于海运，舟山的腾飞，依托于大港，依托于交通！

2005年12月10日，东海大桥建成通车，以嵊泗县小洋山岛建设的洋山港区从此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12月25日，舟山跨海大桥建成通车，舟山岛由海岛变“半岛”。舟山的中心区域从此告别舟楫，快步迈向大桥时代。

2011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以舟山市全境设立国家级浙江舟山新区，成为全国唯一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通江达海的21世纪海上丝路大结点，被赋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等战略定位，开展了江海联运中心建设。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国际贸易大港的重任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双屿港周围。

世界再次瞩目舟山。千岛大舟，扬帆远航！

结束语

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忠实和生动记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的人文血脉。

参考文献：

王建富主编.舟山群岛史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1.

何芳川等.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07.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03.

王建富.舟山地名文化坐标.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06.

舟山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08.

石青芳.西方人眼中的浙江.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07.

（宋）乾道《四明志》。

(宋)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志》。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06。

(清)康熙《定海县志》。

(清)光绪《定海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