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红色地名”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02-06 阅读：834 次
秦培丰
（郑州市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 会长）
2016年 5月27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在京首次举办 “红色地名文化保护和弘扬研讨会”。
“红色地名”的提法，对我来说是个新生事物。“红色”与“地名”如何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历史上除了非常时期的地名存在时间较短外，地名的存续时间少则几十年、几百年，多则上千年、几千年。因此，关于“红色地名”，我认为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何谓“红色地名”？
我认为，“红色地名”的研究尚处初始阶段。或者说刚刚起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什么是“红色地名”？这是首先要界定的概念性问题。 弄清这个概念，不但涉及时限问题，还涉及内涵问题、“红色”与“地名”的关联度等等问题。
先说“红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称之为红军，长征队伍中年龄较小者称为红小鬼，军人佩戴的是红五星、红领章，革命根据地称之为红色根据地，建立的政权称之为红色政权，党的旗帜是红色的称之为红旗。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将“地、富、反、坏、右”称之为“黑五类”，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称之为“黑修养”等等， 以与“红”相区别、相对立。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青少年学生称为红小(卫)兵；将毛主席比喻为“红太阳”，毛主席语录本称之为“红宝书”。改革开放后，到革命圣地旅游称为红色旅游，荣毅仁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有的商人称为“红顶商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介称为“红顶中介”，歌颂党和祖国的歌称为红歌，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高级干部的后代称之为“红二代”。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无论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红”赋予了新的、更多的含义。
再说“地名”。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地名的起源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上古时代。原始先民在共同的劳动、生息、繁衍等群居活动中，彼此需要交流，由此产生了语言。语言的产生，是地名发端的先决条件。原始先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对地理环境逐渐有了认识和选择，便为所处的地理环境中的地理实体以语言的形式进行标识，这就是地名的发端。可见，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并且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地名的“古”与“老”，且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形影不离、相伴始终。同时我们又从地名的演变和发展的轨迹看出，地名又是明显地带有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和烙印的。因此，我们将地名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复说“文化”。李立国部长在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中强调：“地名要讲文化……”。语言和文字本身既是文化，又都是文化的载体。就与地名关系而言，语言则早于地名，是地名的发端；而文字则晚于地名，是语言之于地名的“物化”。“文化”一词涵义的外延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哲学上讲，既指物质的，又指精神的；从形态上讲，既指有形的，又指无形的；从表里关系上讲，既指外在的，又指内在的；从心理体验上讲，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从地理和民俗上讲，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不一致性、差异性、区域性……总之，文化体现和渗透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承认，伴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日趋繁荣、文明程度提升，社会分工会愈来愈细。但是，如何把“红色”、“地名”、“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保护和弘扬，是地名文化要研究的内容之一，也是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加强对“红色地名”的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历史意义。
我认为，除却“红”的其它义项，“红色地名”的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反封建、反殖民、反法西斯统治斗争的历程中，以及在新民民主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生的、有价值的、有纪念意义的重要事件与地名有紧密联系的结合体。
二、关于“红色”与“地名”的关系问题
关于“红色”与“地名”的关系问题 ，这是首先需要认真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某一地名而言，是因“地”而“红”，还是因“红” (多与革命事件和革命人物有关)而成就了“地名”(如提高了地名的知名度，或更名替代了原有地名)，还是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大家知道，一是具体的某个地名可能已存在几百年，也有可能已存在上千年。这个“地”与“红”是怎样的时间关系？二是要弄清是否凡是与“红”有关的“地”是否都属于“红色地名”的问题。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个单位、一个人等等，从辩证的角度来讲，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只是对象不同，形成的成败得失的经验程度不同而已。尤其是具体到一个人，他可能会背叛自己的初衷，走到他当初选择的反面。因此，能否将凡是与“红”有关的人和事，只要与地名相关联都一概称之为“红色地名”？确定这个问题，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三是即使与正面的人和事相关的地名，是否均可称之为“红色地名”？这关系到“红”与相关的人和事关联或重要的程度问题。即“红”与相关的人和事，在当时或对以后影响程度和在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的问题，或可说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历史评价中所处的“层级”问题，这涉及所对应的地名是否可以纳入“红色地名”的问题。总之，这个问题关系到解决泛“红色地名”倾向性的问题。
三、关于“红色地名”的界定问题
怎样来界定“红色地名”？怎样来给“红色地名”定“性”和定“量”？这关乎“红色地名”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的问题。在此，只提出个人的意见，或仅提出问题和设想。以供有识之士或专业人士来研判。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地名的界定
从时间上看，这应是“红色地名”产生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此期在许多地方，比如：井冈山、延安、遵义、瓦窑堡、南昌、瑞金、西柏坡、平型关、赤水、六盘山、志丹县、韶山等发生过重大的、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地名能否称之为红色地名？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尽管这些地名古已有之，但这些地名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联。正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联的大事件，这些地名的知名度才得以大幅度地提高。甚至使这些地名名声大震、妇孺皆知。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地名的界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地名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1)消除歧视，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如将迪化改为乌鲁木齐等。(2)在促进睦邻友好方面，如将镇南关改为友谊关等。(3)在经济发展方面，如大庆贡献巨大。(4)在改革开放方面，深圳、浦东等站立潮头。(5)在重大行政管理方面，设立了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6)在经济改革方面，小靳庄的开拓和创新精神及示范作用。这些屈指可数、大名鼎鼎、名闻遐迩的地名无不与国家进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联。这些地名也应列入红色地名之列。
(三)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相关地名界定问题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时指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江总书记曾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三大法宝之一。不但不会削弱，还要加强。那么，提到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就不能不提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划时代的革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今天我们八大民主党派中的民革，党章中仍然明确要坚持孙中山继续革命、不断进步的革命思想。党的统战理论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信仰方面是一致的。那么，以“中山”作为专名命名的道路、公园、城市等地名以及南京市中山陵等建筑物如何对待？能否归到“红色地名”之范畴？这也是一个尚待研究和要解决的问题。
(四) 关于红色地名的时限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那么，红色地名从时间上说，是否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其上限呢？我认为，应以共产党人活动时限为其上限。共产党成立是共产党人活动到一定阶段，条件达到成熟时才成立的。成立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个组织诞生的标志。有鉴于此，红色地名的时限应适当向前推移。“三个代表”理论内涵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此得出结论，凡与共产党组织或共产党代表性人物有关的重要事件，并与地名组成结合体，均可称其为“红色地名”。
(五) 关于红色地名的“层级”问题
“红色地名”的层级问题，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的问题。譬如：红军长征途中的路线串联起来的地名从定性上说，可以统称之为“红色地名”。或者从广义上讲是“红色地名”。但是，红军长征途中所经过的村、寨、乡、镇等是很多的。有的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只是经过而已，或只是住了一宿，等等。这样的地名算不算“红色地名”？显然不能算。那么，象平型关这样的地名算不算“红色地名”？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就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泛“红色地名”倾向化的问题。
(六)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有关地名的界定问题
大家知道，国共两党合作共有两次。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都是发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平型关大捷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役，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役。这两大战役都是为国家而战，都是为民族而战。从史料上看，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并且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和70周年时，党和政府对国民党抗日将领颁发有纪念证章，对国民党阵亡将士追认为烈士。那么，这两个地名，是否都可归为“红色地名”之列？类似的地名又该怎样来定性？
(七) 关于其它地名界定问题
现举以下两例：
1、关于北京名称问题。北平名称最早出现于1368年，而北京名称最早出现于1427年，北平早于北京近60年。民国时于1928年6月20日又改为北平市。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伪政府于1937年1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1945年日寇投降后，又改为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 1949年9月21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自即日起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并确定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首都定在北平后，才又将北平改为北京市。因此，1928年6月20日到1949年9月27日这段时间，称北京为北平是准确的。因为此段时间，北京这个名称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延用。
2、关于重庆名称问题。重庆即《双十协定》的签署地。时间是1945年10月10日。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与这两个地名有关的事件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么，这两个地名属于“红色地名”吗？尤其是重庆这个地名，曾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国共两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是本人对“红色地名”不成熟的见解、观点和思考。由于对“红色地名”缺乏认识和研究，本文只提出了有关“红色地名”的一些问题，并无回答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红色地名”从研究的角度看似一个业务问题，实质上很多涉及政治立场问题。“红色地名”作为一个新课题，它不是地名研究机构、地名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的相关学科共同努力所能完成的。“红色地名”的研究需要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来加强指导。这是因为，地名也属于上层建筑。从地名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来看，地名在某些方面也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研究“红色地名”，就必然要与中国共产党史结合起来，与国民党史结合起来，与中国革命史结合起来，与中国近、现、当代史结合起来……。因此，研究“红色地名”，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